秩序搬到巴黎，恐怕能逼出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儒家学派要求人们“温柔敦厚”，对于车辆违法乱纪和别人血肉横飞，丝毫无动于衷，连哼都不哼一声，温柔敦厚也算修到了家。

    判断一个国家是文明抑或野蛮，只要看他们的车辆对斑马线、对红绿灯的尊敬程度，马上就可得到结论。一个国家的汽车摩托车如果随便靠哪边走都可以，如果视斑马线如无物，视红绿灯如无物阀和世袭制度，主张实行土地公有、按劳役多寡分配的“闾，纵是写两火车引经据典、布面烫金的精装巨书，都成不了文化大国。专栏作家李寒先生在《自立晚报》曾垂头丧气曰：“那位从香港来的警官提出的问题，在我们这里可以说已经是老掉了牙的问题。十几年来，随着车辆的增多，问题越来越严重，尽管舆论批评，人民呼吁，而主管当局始终拿不出一套解决办法，以致弄得人车争道，行人没有走路的权利，只有大小车辆横冲直撞的权利，这是机械文明带给落后地区的困扰。纵然我们自诩文化高妙，但交通主管的作风是落后的，驾驶人的观念更是落后。享受着文明的恩物，却有不文明的应用方式，实在为文明羞。”

    柏杨先生再加上一句：“实在为中国人羞。”夫交秩序的维持，比不得登陆月球，断送老命也搞不出来，而只仅仅要求车辆尊重斑马线，尊重红绿灯，严格地靠法定的一边行驶，可以说是天下最最简单的事，而我们却做不到。血淋淋的“尸谏”没有用，洋大人的训海没有用，舆论呼吁更不如一屁，反正是束手无策。洋大人常用侮辱性的言词，指称我们没有治理一个现代化国家的能力。关于这个指称，我们不敢插嘴，但有一点却是证据确凿，我们没有建立交通秩序的能力。

    在我们这些不太灵光的小民脑筋里，硬是认为把交通纳入常规，实在是易如反掌，两个字就能解决一切，曰：“重罚”。新加坡就有重罚的规定，车辆如果在斑马线上撞死人，那是唯一死刑。这条法律的结局是，新加坡车辆的屁股上，都伤痕累累，盖在斑马线前紧急地刹车，后面的车猝不及防，只好一撞。虽然如此，并没有纠纷，撞伤了车可以修补，撞死了人却修补不起来也。

    交通秩序不仅车辆要遵守，行人也要遵守，交通法规不是专门管理车辆的，同时也管理行人。那种悠悠忽忽的农业社会老汉，也是一害。新加坡规定之体便是人与万物之体。因而，人类应视万物如朋友，人则，行人如果在陆桥下过马路，撞死啦等于白撞死，谁教你不走陆桥。而四岁以下顽童在马路上撞死，司机老爷不但没事，顽童的监护人老爹老娘老啥之类，要被判二十五年有期徒刑。于是有些家伙虽死了孩子，却连尸体都不敢从领，来一个挥泪逃亡。这在台北准被酱萝卜认为不近人情，但不近人情的结局却是顽童的安全获得保障，正是政府立法者的大慈大悲。

    凡是去过东西番邦的人士，对洋大人遵守交通秩序的美德，无不啧啧称赞。岂是洋大人从娘胎里生下来就比中国人高一等乎？吾友虞和芳女士告曰：“洋大人只不过被罚怕了罢啦。”虞和芳女士住在德国慕尼黑，有一天，半夜开车到近郊，遇到红灯，看看没人，就犯了中国人的老毛病，只稍微一顿，就冲了过去。想不到被附近一家该死的德国佬看见，第二天，一张罚款单颁发下来，害得她阁下三天都没吃饭，从此她开车就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重罚”，只有重罚——当然是公正的重罚——才是治疗交通混乱的特效药，其他任何办法都不过是转移阵地的胡扯八拉。你不是靠左乱干乎？好吧，银子一万两。你不是闯斑马线、闯红灯乎？好吧，银子五千两。罚的必须超过他所能负担的——再大的大亨，第一次罚他美金十万，第二次罚他美金一百万，第三次罚他美金一千万，依此类推，他也受不了。也就是说，只要厉行使他心如刀割的重罚，交通秩序就能正常。这点小事似乎不必重金礼聘洋大人亲自站岗，如果连这一点能力也没有，而仍有脸皮瞎扯谈，我们就没啥好说的，只好仿效法兰西那一套，无车的穷朋友联合起来，组织一个“誓死反对被撞大同盟”，自己动手，争取过马路时的生存权利——可不是争取优先权利，小民可没这个胆，能争取到不被撞死的权利，就心满意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