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溅出。自这痛苦的尖端放下来，我被绑着两手，丢在地板上，我不停地大声喊叫着：“我招供，我招供！”

    这是文化人寻求真理所付出的典型代价。伽利略先生的遭遇比较舒服得多，他仅只在法庭上，匍匐在地，自动招认兼坦诚不讳地“跪拜在最高贵、最可敬的红衣主教们尊前，及统理基督国度反异端妖言的裁判长尊前”，才免除了皮肉之苦。然而布罗诺斯基先生引用法国剧作家布马歇先生《费加罗的婚礼》中费加罗的话，对加诸莱斯格罗先生、伽利略先生身上的“教条和无知”下一个定律曰：“印刷品的胡说八道，只有在不准自由传播的国家才有危险。没有批评的自由，赞美与认可同样的毫无价值。”布马歇先生是法国大革命前夕的人物，根据这项定律，他那尖锐的鼻子就嗅到了政治里煮的是啥菜。“路易十六是被《费加罗的婚礼》拖下王位斩首的乎？当然不是。讽刺并不是社会的炸弹，但却是社会的指标：说明有新人来敲门啦。”

    旧的文明形态被新的文明形态代替，可不容易。于是，有想象力的天才，就成为瑰宝，作者对在推进人类文明进展过程论语儒家经典之一。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关于孔子言行，对促使人类向前跃升的建设性的天才，如牛顿先生和爱因斯坦先生，下一个界说曰：“他们伟大的天才所在，仍在于他们问一些近乎明显而天真的问题，却找出一些对传统具有破坏性的答案。”（可惜作者孤陋寡闻，不认识与莱斯格罗先生同一命运的柏杨先生，否则准把我也算上一个，这是该书唯一不能原谅的缺点。）很显然地，相对论一发明，就立刻对旧有的物理学原子论给予一个很大打击，使很多物理学家因恐惧没得饭吃而暴跳如雷。当希特勒先生努力排犹，要向爱因斯坦先生下毒手时，爱因斯坦先生一溜逃到美国。否则的话，第一颗原子弹就要属于德国，世界形势，将大大改观。这正是文明跃升中的人文因素。

    一种新的文明，必然地要破坏旧的文明。作者举出欧洲接受阿拉伯数字的例证曰：“欧洲当时（八世纪）对数目的记法，仍是愚笨的罗马式，比如一八二五作MDCCCXXV，M是一千，D是五百，C是一百，三个C是三百，XX是二十，V是五。伊斯兰人把这套东西换上现代十进位法，只要简单地写下1825就可以啦，因为它是用每一单数的位置来决定它是千、是百、或十、或个的。”

    科学不是孤立的，我们可想象到，当愚笨的罗马式传统数字被破坏时，卫道之士如丧考妣的情形，因为一直到现在，阻挠人类进步的所谓卫道之士，用异端裁判所来阻止荒谬的文明被破坏时的嘴脸，仍惊心动魄。

    科学和人类文明相偕跃升，给人类带来的绝对不是灾祸，而是幸福。动辄怀念过去好日子的人，事实上并不知道过去好日子的内容是啥。西方人士总是认为十八世纪的乡村是诗情画意的，犹如中国儒家系统总是认为尧舜时代是诗情画意的一样。诗人古德斯密先生描写那失掉的乐园曰：

    甜蜜的奥本，平原上最可爱的村落

    健康与丰收鼓舞了青年的工作

    多么幸福啊，他在树荫下完成了这些

    年轻的工人，休闲的岁月

    这真是隔山观虎斗，看人挑担不费力。作者布罗诺斯基先生斥之曰：“完全胡说八道。”在乡下当牧师，对当时乡村生活有深刻体验的克拉比先生，看了之后，几乎气死，也报之以诗：

    是的，缪斯为那些快活的工人歌唱

    因为缪斯不知道他们的创痛

    辛苦的工作，无时或休

    真的能会为这乏味的诌媚音律所感动

    《文明的跃升》给我们的启示是：人类过去的成就虽然很重要，但它必须受到无数挑战，人类文明才能有进步。人类的美景和幸福，不在那些逝去的日子，而在未来。这世界充满了因新事物的产生而随之产生的希望。布罗诺斯基先生曰：“如果我们一定要信仰，则必须是知识分子的民主。我们不能因人民与政府、人民与权力之间的距离而衰亡。巴比伦、埃及、罗马，都失败于此。这一距离要想缩短，要想集结，只有知识流传人间，或领导人民，没有控制别人的意图，不孤立于权力之中，才有可能。”

    我们需要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