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沉思

    宇宙是啥时候才有的，言人人殊。最权威的说法出自阿尔玛的大主教犹施尔先生，他在一六五○年，斩钉截铁地宣言，宇宙创始于纪元前四千四百零四年，他和他的徒子徒孙，甚至敢肯定创造在该年的某月某日时。看起来洋大人真是小家子气，中国神话学家的尊口就大得多啦，认为宇宙创始于纪元前二百七十六万零四百八十年。——是年也，盘古先生劈下他最后的一斧，于是轻轻上升者为天，沉沉下降者为地，一个糊里糊涂的世界，就糊涂地出现。

    东西两方，除了时间上的不同，还有坚持程度的不同。中国神话学家信口开河，你怎么拆穿他的西洋镜他也不在乎。而犹施尔先生可不行，他绝不允许反对，以致搞得学术界焦头烂额。数学家丰罗诺斯基先生忍不住，戳着犹施尔先生的屁股叹曰：“他唯一的武器是教条和无知。”

    呜呼，用教条和无知作为武器，盘马弯弓，杀声连天的朋友，举目皆是，又岂只犹老夫子一人乎哉。于是布罗诺斯基先生写了一部书，希望被教条酱住的头脑解一点冻，也希望凿一凿被无知塞满了的心灵，看看能不能凿出一点窍。这部书就是被汉宝德先生译出，被吾友李大人俘走，又被柏老收复失地的《文明的跃升》。

    这本巨著在美国是畅销书，但在中国未必就是畅销书。这跟在美国是畅销唱片，在中国一定是畅销唱片，情形恰恰相反。一个高水准国家的国民，求知欲一定十分强烈。当台湾光复初期方法具有了普遍意义。认为与语言相类似，这些结构是人的，连所谓知识积蓄较低的女工、下女，在火车上，巴士上，都要拿一本书的那个伟大时代，早已昨日黄花。现在，大概是已成了文化大国之故，普天之下，只有正在学堂求学的学生，不得不苦苦地去磨敲门砖，一旦学堂毕了业，就烧香拜祖，誓死跟书不相往来。一个当经理的，或一个当科长的，看看风花雪月的小说，间或有之。如果有人在看进德修业的书，准被疑心神经有点毛病。这就注定了我们知识的永远恐慌，恐慌到汉宝德先生所感叹的：“中国教育整个在一种肤浅的专门教育的观念笼罩之下，在职业主义的支配之下，青年朋友要长成为有眼光、有识见，以天地为心，对人类前途有见解的胸襟广阔分子，相当困难。如果没有广大的人文精神的准备，知识与人都是一些工具，都会为野心家所利用，或为自身**所驱策，浑浑噩噩地在社会里钻营而不知所为。”

    这正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画像，严重性固然在于知识的低落，更在于知识的隔阂。干每一个行业的人，都真的相信他那一个行业掌握了社会、国家，甚至人类的命运。都把头埋在权势或钱眼里，认为天下就这么大啦。

    《文明的跃升》是一部静静品味的巨著，作者布罗诺斯基（虽然他名字有“斯基”，却不是俄国人，而是英国人，跟柏老也没有交情，特此声明，以免误会），他写这本书的主要意思是在说明：“如果没有人文，不可能有哲学，甚至不可能有良好的科学。对自然的了解是以对人性的了解为目标和以了解在自然中的人类情态为目标。”

    所以，政治有黄金时代，科学没有黄金时代。科学精神是永远不向屁股后看，而永远向前看的焉。动不动就提“想当年”的人，准是对现状自顾形惭。好汉不谈当年之勇前弥曼差派即“弥曼差派”。，科学精神就是不在乎过去，他们不把死翘翘的大家伙或小家伙，酱在他们的尊脑里，动也不敢动。欧几里德先生的几何学，被奉行了两千年（柏杨先生年轻时念洋学堂，就是念的他那玩意，现代学生老爷已很少知道他是谁了啦）。牛顿先生的三定律，人人都背得滚瓜烂熟。现在“动则恒动，静则恒静”这一律，似乎已垮了台。

    科学家的奋斗是人文精神的，《文明的跃升》介绍死里逃生的医生莱斯格罗先生所自述的，在一六二○年跟教条和无知奋战历程中的奇遇：

    我被带到刑架，绑在上面。我的双腿穿过三板架的两边之间，脚踝系着绳索。将把手向前推，我的双膝的主力顶着两板，把大腿上的腱内任《科学哲学季刊》编辑。认为社会是一个精神有机体，社，顶得爆裂似的粉碎，膝盖被压破。我的双目直瞪，口吐白沫而呻吟着，牙齿战抖如鼓手槌子。我的嘴唇战粟，没命地喊叫，鲜血自手臂与断裂的腿、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