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省自己，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这对几个弟弟来说，应该是一种比面斥更加有效的教育方法。为了不打击、不压抑弟弟们的读书积极性，曾国藩一方面做父亲的思想工作，祈求父亲允许他们外出求学；另一方面，积极筹措读书经费，帮助选择学校与老师，以满足弟弟们的要求。其用意之深，非一般人能够做得到。

    教育弟弟，曾国藩既有耐心，又有原则。有耐心，就是经得起磨。1841年，曾国荃在北京跟着曾国藩读书。这位比哥哥小16岁的弟弟当时只有15岁，到北京去读书，想必是怀揣着好奇的心理去看看大世界的。读书只怕是个幌子。到北京之后，开始还好，几个月后，热情过了，读书毫无兴趣，只想回家，不看书，也不去客厅吃饭，问他什么原因，也不回答。“再三劝谕，弟终无一言。”弟弟的表现让曾国藩很担心。他不停地检讨自己：哪里有不友好的地方？哪里有不对的做法？又给他写诗，又给父母写信，让他一人回家，又不放心路上。这样磨了几个月，到第二年八月，用尽了一切办法，最后不得不安排他回家。有原则，就是不袒护弟弟的过错。开诚布公、坦坦荡荡是对领导者的基本要求，兄弟之间更应该如此。“凡兄弟有不是处，必须明言，万不可蓄疑于心。如我有不是，弟当明争婉讽。”对于弟弟曾国荃的过错，曾国藩中肯指出：“读文作文全不用心，凡事无恒，屡责不改。此九弟之过也。”“弟有最坏之处，在于不知艰苦。”读书不用功，做事没有恒心，不知道生活的艰难。这些批评，对曾国荃的成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曾国荃科场没有功名，最后官至两江总督，与曾国藩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在教育弟弟成才上，曾国藩还主张弟弟们结交一批好的朋友。他认为“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在乡下是很难有什么好的朋友的，他特别将自己知道的一些人介绍给弟弟们。省城中有一个姓丁的，曾国藩的朋友们都称赞他，所以曾国藩将他推荐给弟弟们。曾国荃、曾国华、曾国葆在长沙读书的时候确实也结交了一批好朋友，像李续宜、李续宾兄弟、罗罗山、杨岳斌、彭雪琴等。这些人对他们的事业，都有很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