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哈斯有舞台艺术的天分，就跟老电影里面的情形一样。但是，他也有能力平息别人的怒气，让人把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

    ──约翰·奎因

    《今日美国》前任编辑

    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对付办法。

    对有些人来说，拍拍后背就能激发起来，或者行动起来。

    对另外一些人来说，非得朝他们的屁股踢一脚他们才动。

    光是板起面孔并不总是能解决问题。总当老好人也不行。

    许多老板都犯这样的错误，要么做老好人，要么总是板起面孔。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大多数人都需要两种办法结合起来才会受到激发，从而产生最好的结果，一是戴高帽子，另一办法是严肃谈话。

    老板的工作就是要思考应该使用哪一种方法，什么时候使用，用到什么程度。当然，目标是要让人们表现出最好的一面，甚至表现出他们自己都不曾意识到的成绩。

    在《今日美国》，从新闻采编室到印刷间，我们的冒险活动要求人们尽自己最大努力，从个人和职业两个层面都要穷尽极限。

    有些人稍加示范就可以做到，另外一些人必须有驱动力。我是领导者，也是司机。

    最坚强和最坚定的人跟我站在一起，一步一步地跟随，也是不断威胁的结果。一些意志薄弱的人，或者是那些懦弱的人最后都掉了队。

    我承认，我总是对别人要求很多，无情、 冷酷，也许还有些强迫性。如果遇着偷懒的人，我有时候还会辱骂或者虐待。但是，我总是赞扬表现良好的人，经常提拔他们，或者回报他们，有时候让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雇用和启发

    我的风格不见得能在所有公司有效。但是，在《今日美国》和加内特公司，这个办法行得通。

    一个重要的成分，是要雇用适合产品的人。背景、世界观和人生目标都是如此，之后就是要激发他们。

    《今日美国》有某种东西必须向世人展示：它会突破种种不利因素的限制而最终成功。员工当中的很多人也会是这样的。

    大多数人当时还没有确立自己的名声，或者还没有达到自己最高的职业水平。许多人还都是妇女和少数民族，她们在别的地方已经碰到玻璃天花板上了。他们认为，《今日美国》是他们通向顶层的门票。另外一些人离开了他们原来很喜欢的工作，目的就是要尝试新的冒险事业。他们到《今日美国》来，就是冲着它的乐趣。

    他们的冒险精神在媒体世界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冲作用。

    无论他们原来的工作是无聊还是走到了尽头，他们身上都还带着相当强烈的职业道德精神。这是《今日美国》的偶像崇拜或偶像文化当中最基本的一部分，也是《今日美国》得以成功的关键。

    另一个关键之处是学会开心大笑。我对《今日美国》的成功绝对是12分认真的，但平时还是开很多玩笑，说一些俏皮话。我从来都不让我们大家太严肃。

    我当然得到了极大的乐趣，我一辈子都是用自嘲式的幽默说明自己的观点，或者以此赢得听众的。现在，在《今日美国》，我们的评论者也很容易让我成为这样的人。他们正好玩到我的手心里了。他们给了我很多材料，让我轻松就可以自嘲解闷。

    在《今日美国》开头的一些日子里，我经常和公司外面的一些听众谈话，也看很多刻薄的批评，都是原封不动的原话，但我仅仅是微笑以对。听众总是会开心大笑。人们的本能都是同情弱者的。评论者帮助我成为一个出名的失败者。

    早期的大部分批评都是针对我们的新闻和社论产品的。我们最聪明和最活泼的新式新闻没有带来别的东西，反而是来自传统记者们的嘲笑和讥讽。

    一开始，我们的编辑和记者也都是怨气冲天。我告诉他们要放松，要学会轻松面对。

    《华盛顿邮报》的执行编辑本·布拉德利说得很干脆：如果《今日美国》是好报纸，那么，我可能就投错了行当。在接下来的新闻发布会上，我对自己的编辑人员说：“我和布拉德利终于就某件事情达成一致意见，他的确投错了行当。”

    我的同仁大笑，情绪放松了。从那时起，我们的批评者都成为促动器，激发我本人，也激发我们新闻采编组的人。

    南茜·伍德哈尔当时是管理方面的编辑和新闻组的总编，现在是加内特公司新闻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