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的30万吨。对于环保局来说，地区的污水排放总额并没有增加，因此它应该允许这两个企业交易。而对两个企业来说，交易是它们自愿的，那一定是因为它们双方都从交易中获得了好处：对于甲来说，增加排放30万吨污水对应的产量增加所带来的利润应超过50万元；对于乙来说，减少排放30万吨污水对应的产量减少所带来的利润下降应不到50万元。倘若环保局不同意，那么不仅两个企业会丧失交易的好处，而且甲企业在污染所对应的高额利润刺激下完全有可能偷偷排放污水或超额排放，而乙企业也绝无减排的动机，于是将污染控制在200万吨的目标可能更难实现。这里，为什么不允许交易排污权时乙没有减排动机，而允许排污权交易时乙有减排动机？原因在于机会成本：允许排污权交易使得乙排放污水有了机会代价（因为它也可通过出售这份排污权来获得收益），但不允许排污权交易时乙排放污水就没有这笔代价，所以允许排污权交易使得乙有了减排动机。

    (3)依靠税收来治理。

    对于外部性，税收调节也是一种治理方法。税收可正可负，负的税收即政府补贴。若外部性是正的，则私人生产提供的产量会相对于社会最优产量而有所不足，那么对私人生产的单位产品进行补贴将会刺激私人提供更多产量。单位产品补贴越高，私人就会生产越多，直到达到社会最优产量，这时便可停止增加补贴。

    同样地，对于负的外部性，可以对私人进行单位产品征税。单位产品征税提高了单位产品的边际生产成本，因此私人最优决策的产量将会下降。当私人生产的产量降低到社会最优水平时，便可以停止提高税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