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涿郡（北京）南到余杭（杭州）的大运河。
公元584年，隋文帝命宇文恺率众建设广通渠。由于黄河与渭河交汇口水流湍急、暗礁密布，为了将粮食运入大兴城，广通渠自大兴城西北引渭水，在渭水与秦岭之间自西向东至潼关入黄河，长三百里。广通渠建成以后，“转运通利，关内赖之”。广通渠建成二十年后，隋炀帝从605年至610年，用了五年的时间完成了大运河的修建。
隋炀帝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隋炀帝时期的暴政统治造成了严重的生产破坏。但他的许多政略措施对中国的历史发展也发挥过积极作用。包括：率领隋军渡江灭陈，统一南北；始建进士科，使科举制正式形成；建设东都洛阳和粮仓；修建驰道和大运河等。在这些积极的举措中，影响最大的是修建大运河。
从南北朝以来，江南的经济地位不断提高，而隋朝政治中心在北方。南北统一后，北方粮食不足、南方粮食有余，因此开凿运河沟通南北势在必行。而隋朝完成统一以后，社会秩序逐步稳定，社会经济得到初步恢复和发展，为大运河开凿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另外，由于中央集权加强，使政府有能力组织大规模的人力和物力进行大运河开凿。
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主观动机有四个：第一是沟通南北交通运输，巩固对隋朝对全国的统治；第二是加强对江南地区的掠夺，搜刮各地财富；第三是到江南繁华地区游玩；第四是为北上辽东攻打高丽提供后勤支持。隋炀帝开凿大运河，表面上是为了巡游江南、搜刮财富，但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加强对全国的控制，巩固统一局面。
隋炀帝时期开凿的大运河全长二千多公里。以洛阳为中心，东北到涿郡，东南到余杭。全长贯通南北，由北到南沟通今天的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六省，是当时最重要的交通大动脉。
大运河从北到南分为四段：永济渠、通济渠、山阳渎、江南河。
1、通济渠：沟通黄河与淮水。605年（大业元年），隋炀帝征调河南、淮北一带一百多万民夫，从西苑（洛阳西面）引谷、洛二水到达黄河，再从板渚（河南荥阳东北）引黄河水入汴水，然后自大梁（开封）之东引汴水入泗水，最后达于淮水。
2、山阳渎：自山阳（江苏淮安）引淮水，经江都至扬子（仪征）入长江。这条水道原称邗沟，578年隋文帝根据南下伐陈的需要，下令对这条水道加以疏浚。605年，隋炀帝对山阳渎又进行一番修整、扩大。
3、江南河：610年（大业六年），从京口引长江水到余杭。这段运河经过苏州，最早为春秋末期吴王夫差所开。
4、永济渠：608年，征调河北一百多万民夫，从洛阳引沁水南达黄河，沟通黄河和济水河道，然后从开通河道沟通济水与黄河下游的联系，向北到达涿郡（北京）。
在上述四段河道中，“永济渠”、“通济渠”两次出现的“济”字指的是济水。隋朝济水与黄河是两条不同的河道，现在的山东省会济南就因位于“济水之南”而得名。宋朝黄河因为原有河道淤塞，改夺济水河道入海，济水和“永济渠”就不存在了。到了元朝，将邗沟以北的河道裁弯取直，于是演变成了现在的京杭大运河。
大运河开通后，贯穿了今河南、河北、江苏、浙江等省，连结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五千多华里，是世界上最雄伟的工程之一。大运河的开通加强了南北联系，使长期分裂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逐渐融为一体。运河的开通产生了久远而积极的影响。它为以后的历代所用，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泽被至今；对巩固统一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负面意义讲，开凿运河必然带来沉重的徭役负担，导致阶级矛盾激化，这也是隋朝暴政的内容之一；同时，隋炀帝利用大运河，多次组织到江南巡游，极尽铺张、奢侈，也加剧了人民的负担。
大运河开通后，后人对此褒贬不一。
胡曾：“千里长河一旦开，亡隋波浪九天来。锦帆未落干戈起，惆怅龙舟更不回。”
宗元鼎：“帝业兴之世几重？风流犹自说遗踪。但求死看扬州月，不愿生归驾九龙。”
李敬方：“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知，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膏脂是此河。”
皮日休：“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在上述四位咏史诗人中，胡曾批评因兴建大运河而导致徭役繁重、民不聊生而导致战乱。宗元鼎讽刺隋炀帝只顾自己游玩，不顾人民疾苦，直至身死国灭。李敬方批评隋炀帝只顾搜刮民脂民膏祸害老百姓。皮日休对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评价最恰当，因为他在指出大运河的不利影响时，也强调大运河对促进南北交通和经济文化交流所起的重要作用，也看到了大运河对后世的积极影响，是比较客观全面的，一分为二的。实事求是地讲，导致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是隋炀帝的暴政，而不仅仅是开凿大运河。
三、隋炀帝的暴政和隋朝的灭亡
隋炀帝是历史上少有的暴君。他把“大业”作为自己的年号，想开创一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宏图大业。隋炀帝生活奢侈、穷兵黩武、横征暴敛，为国家聚敛了无数的财富，而老百姓却因为统治者的奢侈和暴政，失去了维持生存最起码的条件。
隋炀帝时，由于统治者骄奢挥霍和穷兵黩武，耗费了国家大量的财富，使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耕稼失时，田畴多荒。就在大运河竣工的第二年，即隋炀帝大业七年（公元611年），山东、河南大水成灾，洪水淹没四十余郡，加上攻打高丽惨败，死者数十万。天灾**交加，而官吏却不顾人民死活，还借征收租赋的机会，勾结商人、贱买贵卖、哄抬物价。地主富豪也乘机发放高利贷盘剥农民，大肆兼并土地。劳动人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甚至被迫自卖为奴婢。
据《隋书·食货》记载，在隋朝灭亡之前：“百姓废业，屯集城堡，无以自给。然所在仓库，犹大充牣，吏皆惧法，莫肯赈救，由是益困。初皆剥树皮以食之，渐及于叶，皮叶皆尽，乃煮土或捣藁为末而食之。其后，人乃相食。”意思是说，隋朝灭亡之前老百姓的生活已极为困难，但国家的仓库仍然非常殷实，官吏们却因为害怕国家的严刑峻法，不敢发放粮食赈济百姓。开始的时候百姓们还能吃树皮、树叶，后来就吃土、吃稻麦的秸秆，最后甚至发展到人吃人的悲惨程度。据《隋书·杨玄威传》的描写，当时“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
由于赋税沉重，官吏大肆贪虐、残暴苛剥百姓，使得老百姓生活已面临绝境，居家只有死路一条，反抗或许还能拚出一条活路。走投无路的百姓迫不得已只能揭竿而起，各地的农民纷纷聚众起义。从大业七年（公元611年）齐郡邹平(今山东邹平县)人王薄聚众于长白山(在今山东邹平县南)，号召民众起义始，起义就接连不断，一直到隋朝灭亡。
意味深长是是：此时隋朝国库中堆积如山的粮食，却成为起义军或割据者号召百姓的物质基础，他们纷纷以“开仓赈粮”为号，聚集百姓。例如山西北部的马邑鹰扬府校尉刘武周起兵时，就这样宣导百姓：“今百姓饥馑，僵尸满道，王府君闭仓不赈恤，岂为民父母之意乎！”他又以“壮士岂能坐待沟壑！今仓粟烂积，谁能与我共取之”来激励起义者，然后“开仓以赈饥民，驰檄境内属城，皆下之，收兵得万余人。”
隋末最大一支起义军瓦岗军的盛衰也与隋朝的粮仓有很大关系。比如当时的将领李密向翟让提议：“今百姓饥馑，洛口仓多积粟，去都百里有馀，将军若亲帅大众，轻行掩袭，彼远未能救，又先无预备，取之入拾遗耳。比其闻知，吾已获之，发粟以赈穷乏，远近孰不归附！”于是瓦岗军连克洛口、回洛、黎阳三仓，然后放粮赈济百姓、收拢民心、扩大军队，从此起义军的力量迅速猛增，“一旬之间，胜兵二十万余”，最盛时达到百万；也正是因为瓦岗军掌握了隋王朝三大粮仓，才成为隋末农民战争中举足轻重的力量。后来的唐高祖李渊起兵时，也是通过占领长安根本之地，再开仓赈济贫苦百姓来招募军队。而且在争夺天下的过程中，也多次通过开仓放粮获取民心。
在各地民众的起义讨伐和官员的反叛中，隋朝逐渐土崩瓦解，直至最后灭亡。
对于隋朝统治的兴衰，唐朝贞观年间的大臣马周总结说：“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以畜积多少，在于百姓苦乐。且以近事验之，隋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都积布帛而世充资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夫畜积固不可无，要当人有余力，然后收之，不可强敛以资寇敌也。”明清之际的一位学者唐甄也曾指出：“立国之道无他，惟在于富。自古未有国贫而可以为国者。夫富在编户，不在府库。若编户空虚，虽府库之财积如丘山，实为贫国，不可以为国矣。”隋朝的兴亡充分说明：民众是国家的根本，只有人民丰衣足食，生活富裕，国家的政权才能巩固。
隋朝历经指开皇之治和隋炀帝暴政，虽然统治短暂、二世而亡，但在我国历史上影响很大，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朝代。
政治方面：隋朝在前一时期民族融合和南北经济发展基础上，顺应历史发展潮流，重新实现了国家的统一，结束了长期以来分裂割据局面，奠定了唐统一与繁荣的基础。隋朝在借鉴前代政治制度的基础上，改革和开创了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完善了**主义中央集权制，对唐朝及以后的历代王朝产生了重要影响。到了隋朝后期，由于隋炀帝的暴政激化了阶级矛盾，隋朝在农民起义的大风暴中覆亡，其教训为唐初统治者接受，促进唐朝前期的繁荣。
经济方面：隋朝继续实行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并开始部分推行以庸代役的制度，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隋朝初期国力强盛，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兴建两都，开凿大运河，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加强了中央对全国的控制，隋朝经济的繁荣和国力的强盛，为经济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方面：三次派人去流求（台湾），加强同西域的联系，促进民族关系的发展，对唐朝民族关系、对外关系产生了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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