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经济和社会变革
一、土地所有制的变迁
春秋战国时期，土地从国有转为私有，井田制逐渐瓦解。
在西周前期，井田制颇见成效。王畿所在的关中平原土壤肥沃，公田收入成为王室的主要财源。到了春秋时代，周王室被赶出了关中平原，失去了主要的经济来源，井田制日趋瓦解。诸侯国为了自己的生存，否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土地公有制，转而公开承认私有，以最大程度地获取土地产出的经济收益。
在井田制度下，公田占九分之一、私田占九分之八。这等于说，公家只能从人民手中获得九分之一的收入。诸侯如果承认土地归周王所有，这些收入还要以贡赋的形式分给王室一部分。由于公田的收成并不好，诸侯通过井田制获得的实际收入还达不到九分之一。
春秋时期出现贵族个体占有土地的现象，私田大量开垦。贵族将私有土地租给农民耕种，就能够以地租的形式从农民手中收取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的土地收入，这种巨额的利益对统治者的诱惑实在太大了。西周时代王室的力量太强，二三十个诸侯国的地盘加起来也不如王畿大，所以诸侯不敢有非分之想。到了东周时代，王室的力量一蹶不振，井田制瓦解顺理成章。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按亩收税的“初税亩”制度，承认了土地的私有，从而加速了土地国有向私有的转变。与此同时，“初税亩”也就成为中国奴隶制开始瓦解的标志。
西周的土地权来自分封，只有国王和贵族才拥有土地。鲁国施行“初税亩”之后，土地私有化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所有的诸侯只要不想灭国，就不得不承认土地私有，以便多打粮食多征兵，保证江山社稷能够维持下去。这样，无论一个人原来的身份是贵族、是平民、甚至是逃亡奴隶，只要他有能力多打粮食多交税，他就有能力获得更多的土地，成为新兴的地主。土地重新分配产生了一个新兴地主阶级，他们以铁犁牛耕为武器，向旧日的木犁、靠奴隶耕地的奴隶主，也就是世袭的贵族阶级，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世袭的贵族们虽然不断地挣扎反攻，也曾不断地获得胜利。但历史发展到春秋后期，没落的奴隶主失败、新兴的地主胜利，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公元前645年，晋国“作爰田”、“作州兵”，楚国“书土田”、“量入修赋”，郑国“为田洫”、“田有封洫，庐井有伍”，战国初期魏国李悝“尽地力之教”。这些土地改革政策尽管名称不同，其实质完全一样，都是承认土地私有化，按土地面积对私田征税。其目的都是为了增加国家赋税收入。
管仲齐国实施的变革最有代表性，其核心有三项：一是对社会基层劳动者依行政手段予以严密编制，将全国按士、农、工、商划分为不同的乡。二是对被剥削者实行国家授田制度，即所谓“陆阜陵堪，井田畴均”。三是改劳役剥削为实物剥削，即“相地而衰征”。
管仲改革的实质可归结为两条：
一是国家通过人为的行政编制控制被剥削者人身，同时控制全部土地，实行国家授田制度。这样“利出一孔”，齐国国君就成为全国最大的地主。
二是将劳役地租为主，改为实物地租为主。这样就使国家的粮食收入大大增加，为齐国称霸奠定了经济基础。
《管子》记载齐桓公与管仲的这样一段对话：
齐桓公问管仲说：“梁聚对我讲：‘古时候实行轻税而薄征，这最适宜可行的税收政策。’梁聚的意见如何？”管仲回答说：“梁聚的话不对。轻税则国家仓库空虚，薄征则兵器工具不足。兵器工具不足则皮货、丝帛不能出口，国家仓库空虚则战士低贱无禄。国君有山，山中产铜，可以采铜来铸造钱币。如果能用钱币折算粮食发放全国的俸禄，粮食就能全都囤集在国家的仓库里，这样粮价就能够上涨十倍。粮价上涨了，农民就会晚睡早起，不用驱使就可以成十倍地增加粮食产量。这样一来，战士只要有从前一半的粮食俸禄，就愿意为国效命；同时农民又自觉地晚睡早起，努力耕作不止。所以，善于主持国家的人，不必直接用言语驱使百姓，而让百姓不得不为之所驱使；不必直接用言语利诱百姓，而百姓不得不为之所利诱。这样，使百姓没有不为他所利用、为他所驱使的。所以梁聚的意见是错误的。”齐桓公说：“好。”
到了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先后进行了变法运动，封建制度最终在各国确立起来。其中，秦国的商鞅变法最为彻底。商鞅“制辕田，开阡陌”，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地主土地所有制。从此，作为奴隶时代国家授田制的象征的“井田制”从历史舞台上完全消失。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改革和变法
春秋战国时期，各个地区和城市的大大小小的统治者都有自己的军队，根本就不听从遥远的国王的政令。国王自己也没有足够的手段，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土中贯彻自己的意志。周朝迁都洛邑之后，国王的财源兵源都大大地减少，而且一天一天的趋于枯竭，再没有力量维持原有的统治秩序。强大起来的诸侯国遂产生了弱肉强食，通过兼并战争自行扩张领土的野心。
诸侯国之间的战争，战败者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接受“城下之盟”向战胜国乞和，当战胜国的附庸；二是彻底灭亡，被战胜国并吞。周王朝初期，各封国的面积相差不大，经过不断地并吞之后，就呈现悬殊的现象。强大的封国不断吃下弱小的封国而日益膨胀，小封国的数目因不断被吃而日益减少，未沦亡的小封国也因不断被蚕食而更加缩小。在这种情况下，各国为了在诸侯兼并战争中取得胜利，都抛弃了西周时期以血统门第用人的落后做法。他们“富国强兵”为目的，争相招贤纳士、励精图治，招纳人才进行改革。魏国的李悝、西门豹，楚国的吴起，秦国商鞅等人的变法维新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在上述变法实践中，魏国、楚国因为保守势力的强大，变法先后半途而废。只有商鞅在秦国的变法取得了巨大成功，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战国初期，秦国是困处中国西部的一个贫穷小国，随时可能被强大的魏国吞并。秦孝公即位后，为了恢复其祖先秦穆公的霸业，于公元前361年就发出征求贤能人才的文告，卫国人公孙鞅从魏国前往秦国应征。
秦孝公与公孙鞅促膝长谈。
商鞅认为：“人众兵强，此帝王之大资也”，“国之所以重，王之所以尊者，力也”。商鞅认识到，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人众兵强是国家强盛的根本。农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只有发展农业才能获得足够的粮食，才能促进人口增加。因此，“力”之主要来源在于农业。土地等其他资源必须转变为人口资源才能成为国家实力。
商鞅认为：“夫地大而不垦者，与无地者同；民众而不用者，与无民者同。”只有农业发展，粮食丰收，才能为国家强盛打下雄厚的人口和物质基础，也才能“兵出、粮给而财有余”，如果“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所以商鞅认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国家的实力即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尽来自于农战。
因此，商鞅变法的核心就是“农战”：对内让民众专注于农耕，对外让民众专心于作战。他堵塞民众从“农战”以外获得名利的一切途径。商鞅说：“兴兵而伐，则武爵武任，必胜。按兵而农，粟爵粟任，则国富”。也就是说，获取秦爵的途径只有两种：作战时，一个人可以凭借立下的战功获取爵位；休战时，爵位则可以根据农耕的业绩获得。即使最卑贱的奴隶也可以获得爵位。民众看见国家给人们的好处都是从农耕与作战发出，那么便会专心从事农耕和作战。如此这般，人们就会“喜农而乐战”了。
秦孝公相见恨晚命令公孙鞅依照他的计划和步骤，对秦国进行彻底改革。由于公孙鞅被封为商君，这场改革被称为“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废除旧贵族特权，奖励耕战，按军功授爵和赐给田宅，建立县制，由国家统一派官管理。
第一、奖励耕织，为人口发展提供物质基础。
民以食为天，古代制约人口增长的最重要因素是粮食。商鞅积极发展农业，鼓吹农业至上论，鄙视其他一切职业。尽管他也承认“农、商、官三者，国之常食官也”，但是他同时坚信：商人和官吏，尤其是那些以技艺为业、游说好辩为业、学诗书为业的人，都是一些不事生产的游食之人。这部分人多了，会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食口众者，败农者也），会造成国家贫困危弱（农者寡，而游食者众，故其国贫危）。因此，商鞅主张应尽量减少非农业人口的比例。他认为：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比例最好是百比一，最多不超过十比一的主张。他认为：“百人农，一人居者（指非农业人口），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如果一百人从事耕作，一个人闲着，这个国家就能称王天下；十个人从事农耕，一个人闲着，这个国家就会强大；有一半人从事农耕，有一半人闲着，这个国家就危险了）。因此商鞅决定采取下列措施增加农业人口、促进粮食生产：
1、废除奴隶制土地制度（井田制），确立封建土地制度。并推行县制，有力地配合了“废井田、开阡陌”政策，用政治手段保证了土地私有。巩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削弱了豪门贵族在地方的权力。国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舍地而税人”，将秦**赋从过去的“因地而税”（不利于垦荒）改为按人口征收（等于是鼓励人们开荒），百姓承担的赋税公平，就会尽力从事农业生产不改做其它行业。原来奴隶制度下的奴隶转变为封建制度下的农民，社会地位得到极大的提高，生产积极性高涨，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2、规定宗室贵戚中凡是没有立军功的人，不得列入宗室的属籍，废除没有军功的旧贵族的特权，依军功大小定贵族身分之高低。又根据军功大小制定了尊卑爵秩的等级，军功越大，赐田宅也越多，官职也越高。军功爵的建立，打击了旧贵族封建领主的势力，培植了一大批新兴的军功地主和自耕农，广大农民成为这一制度的主要受益者。
3、重农抑商。以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