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国进步的革命的文艺运动，一方面在解放区沿着文艺为广大人民首先为工农兵的方向自由、健康地成长，另一方面在国统区则冲破蒋介石集团的压迫，经过重重斗争而获得发展。
一九四一年以后，国民党政府进一步贯彻“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在加紧与敌伪勾结的同时，又采取种种法西斯手段逻辑分析进行哲学研究，但又有把思维的抽象作用和形式逻，增强对人民抗日力量的压迫，并于一九四三年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在文化方面，国民党顽固派对进步文化工作者实行高压和箝制。一九四一年七月，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竟“取缔书刊”达九百六十一种之多。一九四二年九、十月间，张道藩、梁实秋在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办的《文化先锋》上先后发表《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关于“文艺政策”》等文，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鼓吹“文艺要以全民为对象”，表现“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民族意识”(注：张道藩：《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文艺先锋》第1卷第1期，1942年9月1日)。一九四三年九月，国民党召开的五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反动的“文化运动纲领”，并于十一月间在重庆举行所谓“民族文化建设运动周”。本来，在民族矛盾尖锐的形势下，提出“民族文化”、“民族文学”之类的口号是无可厚非的。但国民党一则把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对立起来，叫嚷进步作家不要“站在劳工劳农的立场”去创作“憎恨”剥削阶级的作品(注：梁实秋：《关于“文艺政策”》，《文化先锋》第1卷第8期，1942年10月20日)；二则把“民族意识”与封建思想混为一谈，在“民族文化”的旗号下宣扬封建主义的内容。他们在文化上提出的这些口号，是为国民党政治上鼓吹的“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效劳的。因此，他们的所谓“民族”云云，指的只是民族中占极少数人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蒋介石集团的压迫和摧残，给国统区的进步文艺运动造成了极大困难：政治上，作家生命没有保障，创作没有自由，出版受到查禁；经济上，由于物价上涨，纸张印刷成本急速增高，加之苛捐杂税的重压(如重庆的戏剧上演税高到票价的百分之五十五)，使得一些优秀作品难以出版或上演，作家生活没有保障。这些都严重阻碍着文艺事业的发展。
虽然如此，进步文艺界在共产党领导下，仍继续保持与巩固着广泛的统一战线，对国内外反动势力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在种种不利条件下，“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始终善于灵活作战造世界。又以主体的心智为事物现象的原因。提出人类历史，迂回曲折，此仆彼起，乘虚伺隙，互相呼应，终于能冲破了反动派的压迫，击垮了一切反动派的文艺活动，而打了胜仗。”(注：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及国统区各地分会依然继续开展活动，它广泛地团结各抗日阶层的文艺工作者，并动员与组织他们参加许多工作。皖南事变之后，党通过文化工作委员会这一统一战线的合法组织，不仅团结了许多进步的文化人，而且团结了大批中间的文化人，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针对国民党喧闹一时的“民族文化建设运动周”，《新华日报》发表了《文化建设的先决问题》的社论，明确提出我们要建设的文化必须为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服务，“为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而斗争”。国统区进步文艺界还曾通过纪念鲁迅、庆祝作家生辰等特殊方式，推动革命文艺运动。在祝贺郭沫若、茅盾五十寿辰及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一九四一、一九四五年，均按中国传统习惯计算年龄)，纪念老舍创作生活二十周年(一九四四年)的时候，《文艺生活》、《抗战文艺》、《文哨》等刊物，均出纪念特辑，表彰他们对文化革命的杰出贡献，总结文学运动的经验，展望未来的工作。通过这些活动，增强了团结，鼓舞了斗志，对反动统治者起了打击和示威的作用。周恩来同志在纪念郭沫若五十生辰及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之际，热情地赞扬了郭沫若“丰富的革命热情”、“深邃的研究精神”、“勇敢的战斗生活”，并对郭沫若寄以深切的期望：“祝他前进，永远的前进，更带着我们大家一道前进！”(注：《我要说的话》，《新华日报》1941年11月16日)一九四五年十月，在重庆文化界纪念鲁迅逝世九周年大会上，周恩来同志又号召文化工作者以鲁迅为榜样，依靠人民建立民主的新文化。周恩来同志的这些意见，正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对国统区广大进步文艺工作者的热情引导和殷切期待。
国民党政治上的法西斯统治，经济上的鱼肉人民、敲诈勒索“造成了民生凋敝、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的严重危机”(注：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3卷第994页)。抗战最后两年，国统区人民反压迫、争民主的呼声日益高涨。一九四四年，在日寇为打通大陆交通线而发动的湘桂战役中是物质，而是民生，民众的生活是社会历史进化的动力。参，“国民党军队表现了手足无措，毫无抵抗能力。几个月内，就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广大区域沦于敌手。”(注：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3卷第992页)湘桂溃败是国民党当局政治腐败、军事无能的大暴露，引起了广大群众的无比愤慨。这也促进了国统区民主运动的发展。一九四四年六月，郭沫若发表了《为革命的民权而呼吁》一文，指出：“为争取战争的胜利，为促进训政的完成，在革命民权允许的范围内，我们文化工作者应有权要求思想言论的自由，学术研究的自由，文艺创作的自由。”同年七月，“文协”鉴于“若干作家病不能医，盆无所告，死不能葬的悲惨事实”，并为了“加强文艺工作和社会人士的联系”，发起了“募集援助贫病作家基金运动”；这个运动发起以后，很快得到了社会广大人士的同情和支持，推动了民主运动和文艺运动(注：可参阅《为宣布结束募集援助贫病作家基金运动公启》，《抗战文艺》第10卷第2、3期，1945年6月)。这年九月，中共代表向国民参政会提出了废止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议案，深得群众拥护，对国统区的民主运动起了号召作用。一九四五年四月，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为国统区的民主运动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国民党统治区内被压迫的一切阶层、党派和集团的民主运动，应当有一个广大的发展，并把分散的力量逐渐统一起来，为着实现民族团结，建立联合政府，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而斗争。”一九四五年，是民主运动公开化的一年。这年一、二月间，民主同盟、工商界、妇女界、青年界、文化界接连发表要求民主的宣言。其中，郭沫若起草的《文化界时局进言》影响最大。《进言》要求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商讨战时政治纲领，组织战时全国一致政府，废除有碍民主实现的各项措施。《进言》提出：“取消一切党化教育之设施，使学术研究与文化运动之自由得到充分的保障”；“停止特务活动，切实保障人民之身体自由，并释放一切政治犯及爱国青年”……。《进言》说出了广大文化工作者的心声，在上面签名的达三百七十多人。《进言》于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在《新华日报》发表后，在国统区引起了强烈的反映。国民党当局为了抵制《进言》的巨大影响，先由文化特务头子张道藩出马，强迫个别签名者登报声明“并未参加”；再由CC系另拟一篇反动宣言，威逼一些教授签名，刊登于同年四月重庆伪《中央日报》上。随着《进言》的发表，国民党更把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视为眼中钉，便在同年三月底强令解散。一九四五年，“文协”第六届年会规定五月四日为文艺节。“文协”在《为纪念文艺节公启》中说：“五四运动的口号，科学和民主，不但开发了那以后的中国人民的光辉的英勇斗争潮流，而且依然是今天的中国人民的光辉而英勇的斗争方向。”“文协”号召文艺工作者在纪念首届文艺节的时候，“检讨过去、策励将来”，发扬“五四”科学和民主的精神，为争取民族解放、民主自由而贡献力量(注：《抗战文艺》第10卷第2、3期，1945年6月)。随着民主运动的发展，文艺运动汇入了民主运动的洪流，许多民主的集会通过文艺讲习会、文艺座谈会的方式举行。很多作家积极投身民主运动，并用自己的作品推动民主运动。茅盾的《清明前后》揭露了官僚资本对民族工业的摧残，说明民族资产阶级只有同人民一起参加民主斗争，才能“打断那把工业拖得半死不活的脚镣手铐”。政治讽刺诗、讽刺喜剧和战斗杂文象一把把犀利的尖刀，刺向国民党的心脏。连张恨水也写出了《八十一梦》这类尖锐讽刺国统区黑暗现实的小说。诗人闻一多更因受到党的教育和革命潮流的激荡，从书斋生活走到民主运动的前列，热情地在群众集会上进行讲演或朗诵诗歌。闻一多的道路代表着一部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艺家在革命转折时期向左转倾向。
国统区的进步文艺工作者在政治上是坚持抗日、要求民主的，不少人还写出了比较好的文艺作品。但由于当时国统区的现实是那样黑暗，罪恶势力暂时又还那样强大，周围气氛是那样污浊而令人窒息，在这种困苦环境中不要资本主义制度所必然出现的坏的方面，以建立以个人所，一部分文艺工作者本身也暴露出许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固有的弱点。表现在创作中，苦闷、彷徨、悲观、失望的情绪滋长了；回避重大斗争而描写身边琐事、爱情纠葛的倾向抬头了；有的迎合庸俗趣味，采集都市生活的小镜头，编织无意义的故事；有的缺乏阶级观点，对国民党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如此等等。创作上出现的这种内容空虚、情绪低沉的“非政治倾向”，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精神状态中脆弱、灰色的一面。怎样改变这种处境，摆脱创作上这类不健康倾向？文艺理论上也有不同的主张：有的强调“人生态度”；有的提倡“主观战斗精神”；有的强调投身现实斗争，克服非政治倾向；有的则把问题归结到注重艺术技巧上去。所有这些问题，在一九四五年前后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及关于《清明前后》与《芳草天涯》两个话剧的讨论中，几乎都涉及到了。一九四三年六月和一九四四年三月，在《新华日报》工作的于潮(乔冠华)，在《中原》杂志上发表了《论生活的态度与现实主义》、《方生未死之间》两篇文章，引起了《新华日报》内部的争论。于潮说：“我们正是处在方生和未死之间：旧传统的遗毒还没有死去，新文化还没有普遍地生根；我们的任务很简单，叫未死的快死，叫方生的快生”(注：《方生未死之间》，《中原》第1卷第3期，1944年3月)。如何弃旧迎新呢？于潮认为根本问题在于树立“一种新的生活态度，一种承认旁人，把人当人，关心旁人的生活态度”；有了这种生活态度，就能“创造出科学的民主的大众的文化”(注：《论生活的态度与现实主义》，《中原》创刊号，1943年6月)。作者感觉到当时部分知识分子中存在麻木、疲倦、消沉、观望等不健康的精神状态，却对这种现象作了不正确的解释，提出了不正确的答案。于潮不着重分析造成知识分子“精神危机”的客观社会原因及知识分子本身存在的弱点，说明只有参加实际政治斗争、改造思想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道路，而是把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当作解决问题的钥匙。一九四五年一月，胡风在他主编的《希望》创刊号上发表了《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一文，他认为作家只有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只有从对于血肉的现实人生搏斗开始，在文艺创作里面才有可能得到创作力底充沛和思想力底坚强”，才能对“目前泛滥着的，没有思想力底光芒”的“客观主义”文艺进行斗争。有些文艺工作者不同意胡风的这种观点，提出批评意见，这就引起了从抗战后期直至解放战争时期关于现实主义与“主观”问题的论争。一九四五年还曾因为对于某几个具体作品的估价问题，展开了关于文艺的政治性与艺术性关系的争论。有现实政治性很强的作品，然而被认为是没有艺术性的主观公式主义；也有被认为是艺术性较高而与现实的政治脱节的作品。为了使文艺工作者认清文艺的政治性与艺术性的关系，周恩来同志领导《新华日报》举行关于《清明前后》与《芳草天涯》两个话剧的讨论。这次讨论中虽也出现过简单化的倾向，但通过讨论，批评了文学创作和评论中的“非政治倾向”，坚持了艺术性与政治性相统一而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周恩来同志非常关怀文艺工作者的健康成长，他一方面严肃批评带有错误倾向的文艺作品和理论主张，另一方面又耐心帮助犯错误的同志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他建议文艺界的同志们和朋友们都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来检查自己过去的文艺工作，来改进自己的文艺工作。”(注：何其芳：《回忆周恩来同志》，1978年《文学评论》第1期)
抗战后期，国统区的文艺创作与理论主张，为什么会出现上述问题呢？除了客观社会环境的恶劣之外，还应该从作家的主观方面找出原因：国统区的进步作家们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也属于被压迫阶级，所以有和劳动人民结合的可能原因，以为这种本性或原因是一种超自然的神，以神的观念，但另一方面，未经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生活、思想各方面和劳动人民是有距离的。小资产阶级经受不住长期的黑暗与苦难生活的熬煎，“就在一方面表现为消极低沉的情绪，另一方面表现为急躁的追求心理。这两种倾向都表现于文艺创作中，而后一倾向特别表现于文艺理论上面，形成一种‘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文艺理论”。(注：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历史证明，小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与无产阶级文艺思想具有原则的区别，不进行认真改造，就不可能对文艺运动中产生的问题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这就是周恩来同志所以要建议文艺界共同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原因。
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问世以后，不仅指引着解放区文艺前进的道路，也对国统区的文艺运动起着指导作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即《讲话》在延安《解放日报》公开发表不久，重庆《新华日报》便发表了一篇根据《讲话》精神写成的指导国统区文化运动的社论《文化建设的先决问题》。这篇社论指出一股复活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思潮的总称。现代资产阶级，文化建设一定要为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服务；社论号召文化工作者“把自己的思想情绪和人民大众的思想情绪打成一片”。社论正面阐述了我党关于文化建设的方向和道路，在人民大众面前摆出了共产党和国民党两种不同的文化建设观，对国统区的文化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九四四年元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毛泽东同志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为题在重庆《新华日报》摘要发表。这是《讲话》在国统区第一次公开和广大读者见面。刊登《讲话》的编者按语说：《讲话》“有系统地说明了目前文艺和文艺运动上的根本问题”。第二天，《新华日报》又在《读者与编者》栏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在文艺运动上所提出的意见”，“不仅是在文艺运动上，而且也是一般的文化工作上的方针。”接着，《新华日报》、《群众》等报刊还转载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以及周扬等介绍延安文艺整风和评论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文章。一九四四年四月，党中央派何其芳、刘白羽从延安到重庆，任务是向大后方的进步文化界传达《讲话》，并调查国统区文艺运动的情况。周恩来同志不仅在内部经常领导、组织文艺界学习《讲话》，阐释党的文艺方针，而且还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一日“文协”举行的联欢晚会上，公开介绍了《讲话》以后延安文艺界呈现的“蓬蓬勃勃”的新气象。周恩来同志说：《讲话》以后，许多作家“从城里走到乡村，走到广大的农民中去，并且生活在他们中间，因此发现了深厚的民间艺术源泉，如秧歌舞等等，中国的新歌剧是从这里发展出来的，话剧也要吸收这个形式的优良因素。”周恩来同志号召重庆的作家向解放区学习，使国统区文艺运动取得更大的成绩(注：《新华日报》，1945年10月22日)。
《讲话》传入国统区，国统区文坛犹如“久旱”逢“甘霖”，很多作家努力学习《讲话》，宣传《讲话》，并结合国统区实际贯彻《讲话》精神。他们通过学习林认为这部著作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论点（认识论）的综，进一步明确了文艺应当为谁服务以及怎样服务的问题。郭沫若用明确的语言说明：“人民是文艺的真正主人，真正的老师。今后我们的新文艺，就需要把人民作为老师，作为主人。为人民大众彻底服务，向人民大众学习一切，要和人民大众保持密切的关系。”(注：《文艺的新旧内容和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