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短篇小说的繁荣，解放区的中、长篇小说创作也获得了巨大成就。由于作家比较长期地深入工农兵生活，进行了认真的创作准备，更由于他们通过生活实践加深了对于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的理解，因此，解放区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反映工农兵生活的中、长篇作品。这些作品大多数仍然是写农村生活斗争的，其中主要写农民和地主阶级的尖锐复杂的斗争；即便是写革命战争题材，基本上也是写解放区农民的群众武装如何抗击日本侵略者，显示人民战争的巨大力量。在解放战争进行当中，也出现了以解放战争为背景的作品，不过它们出现较晚，为数基少。随着城市、矿山的逐步解放，写工业题材的作品，还只是个开始。从这一时期解放区中、长篇小说的思想内容看，大都是反映劳动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织起来同反动势力和民族敌人进行激烈的搏斗，显示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和生活发展的趋势。从这些作品可以清楚看到新的一代群众正在成长，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时代正在迈着大步向人们走来。

    土地改革，作为解放区农村正在进行的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成了当时一些中、长篇小说共同的题材。这类作品中，除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之外，要以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最为突出。《暴风骤雨》的写作时间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大体相同“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也同时获得一九五一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三等奖。周立波(1908—1979)，湖南益阳人。从三十年代中期开始文学活动：参加了“左联”，写过一些散文和文艺评论，并从事文学翻译工作，捷克作家基希的《秘密的中国》就是由周立波翻译的，在传播报告文学这种富有战斗性的新型的文学体裁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抗战爆发后，周立波到晋察冀根据地，写过一些通讯报告；后在“鲁艺”任教。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他思想发生较大变化，认真深入生活。一九四六——一九四八年参加东北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这为他创作《暴风骤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暴风骤雨》的人物和情节都比较单纯，但反映土改斗争的规模比较大，过程比较完整。作品从工作组进村掀起土改斗争写起，除了写斗争恶霸地主外，还写了土改复查传》、《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及《朱子语类》等。参见“伦，分土地，挖浮财，起枪枝，打土匪，一直到最后掀起参军热潮。作品分上下两部，第一部反映的时间是一九四六年党中央《五四指示》下达后土改斗争的第一阶段，第二部则是写一九四七年十月末《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后的情况。作品以东北地区松花江畔一个叫元茂屯的村子为背景，展示了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画面，使人们清楚看到被封建生产关系束缚了千百年的中国农村是怎样在政治、经济、思想以至风俗习惯等各方面经历着伟大的变革，歌颂了中国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冲决封建罗网，朝着解放的大道迅跑的革命精神。

    《暴风骤雨》成功地塑造了赵玉林、郭全海等贫苦农民形象。赵玉林在日本帝国主义和恶霸地主韩老六的双重压迫下，老母饿死，妻子讨饭，全家三口都“光着腚”(因此他外号赵光腚)，蹲过监狱征、作用、语言同生产、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指出语言，受过残酷的私刑。郭全海的父亲在旧社会被韩老六害死，自己十三岁就当了韩家的马倌，跟韩家是两代血海深仇。他们在工作队进村前还无可奈何地过着被压迫被奴役的生活。一旦受到工作队的启发，他们内心深处的革命火种就熊熊地燃烧起来，任什么力量也不能扑灭。在这里，作者强调了土改运动的群众基础，强调了这一伟大革命的必然性。尽管作者也写了他们的弱点(如赵玉林的缺乏斗争经验，郭全海在坏分子掌权后斗争意志一度消沉)，但更主要的是突出表现了他们勤劳朴实、积极勇敢、大公无私、不怕牺牲的高尚品格。至于其他一些人物如白玉山、小马倌呈家富，妇女如赵大嫂，白大嫂，刘桂兰，也大多斗争积极，个性鲜明。

    从艺术形象的塑造看，赶车把式老孙头是全书中写得最丰满的一个人物。这是个暂时还残存着落后自私的缺点然而又热切盼望翻身解放的老一代农民。他有些胆小自私，爱吹牛，好面子，但当看到地主势力开始真正崩溃时“道”与“理”相区别，主张循名实而定是非，以参验言辞。，他也抑制不住内心的高兴，积极地投入了斗争。赶车的生活经历，使他沾染了旧社会的一些坏习气；然而丰富的生活知识和开朗的性格，也使他很有风趣。作者是怀着满腔热忱和热爱的心情来写这一人物的，艺术上也用了典型化的手法，既概括又具体地写出了这一类农民的特点，因此人物形象刻划得颇为成功。除此之外，老一代农民形象老田头的性格也写得相当鲜明。

    《暴风骤雨》对于党在整个土改过程中的领导作用十分重视。作品通过工作队长肖祥的活动，具体表现了党的领导的重要性。从全书的故事发展看，肖祥实际上是贯穿整部作品的中心人物。如果说元茂屯的广大农民是火种，肖祥就是点火人。因为他的第一次到来，元茂屯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改斗争；因为他的第二次到来想的生活是依归自然。他的散文对17—18世纪英、法思想家、，元茂屯被坏分子篡夺政权、土改回生的现象得以扭转，复查深入的斗争得以展开。作者强调肖祥的重要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多少有些过份，因为他离开村子地主就实行“翻把”，显得经过土改斗争考验并组织起来了的广大农民有些过于软弱。然而作为一个比较正确、比较理想的人物，肖祥的形象表现得相当感人。他是一个久经磨练的、思想和作风都比较成熟、具有党员领导者风度的人。由于作者更熟悉这一类人，所以写得比较具体亲切。作者没有把他写成为高踞于群众之上的“救世主”，而是把他作为党的政策的体现者和群众的领路人来塑造。他了解群众，启发群众，在斗争的重要关头替群众撑腰。他的特点是：阶级立场鲜明，认识问题尖锐清醒，既实事求是，善于走群众路线，又具有远见卓识。作者有意写了另一个工作队成员刘胜，以他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看问题主观，衬托肖祥的深入群众，了解群众，在艺术上也是比较成功的。

    《暴风骤雨》反映的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是相当鲜明的。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妄图争夺和固守东北，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放手发动群众，不断壮大革命力量，“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因此太极图说北宋周敦颐著。全书共250余字。对“太极，东北的土地改革运动十分必要和重要，和同时期一般老区相比，显得更为尖锐而紧迫。东北的土改运动实际上和清匪反霸斗争紧紧结合在一起，和解放战争有着密切的关系。前线战争形势影响土改斗争的进行，而土改斗争的发展也对前方打仗有着重大影响。作品中韩老六的淫威，韩老七的反扑，以及逮捕韩老五等情节，都充满当时东北特有的气氛；作品结尾郭全海等青年参军更是揭示了解放战争推动了土改，而土改斗争又支持了解放战争。

    《暴风骤雨》具有饱满的革命激情。作者描写人物，表现他们的斗争，都灌注深厚的阶级感情，歌颂暴露，是非爱憎罗纳德即“摩诃提婆·戈文德·罗纳德”。，了了分明。在这里，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是结合在一起的。周立波善于选取突出的典型事件和富有特征性的细节，用简练、朴素的笔墨加以描绘，展示人物性格。作品很少冗长、沉闷的叙述，风格单纯明快。作者介绍赵玉林，主要是再现了他被摊劳工以及回来后和沦为乞丐的妻子见面的情景，也再现了“赵光腚”这个绰号的来源以及他向地主借债的情景；而对郭全海，作者只集中地描写了他父亲被害和他受地主欺骗这两件事。郭全海开始出场，作者写了他轻巧地降伏一匹脱了笼头的儿马的细节，显示了郭勇敢大胆、爽朗机灵的性格特征。小说的结构单纯，故事突出，线索清楚。全书以土改斗争发展的过程为主线，写了一场场斗争，让所有人物在斗争中活动；同时，在斗争中也插有一些生动的情节或细节，增加读者兴味。有些场面描写如“分马”一节，写得层次分明，人物活动形象具体，有声有色。另外，作者善于向群众语言学习，作品中运用东北农民的口语，语汇丰富，生动活泼，有很强的表现力和浓厚的生活气息及地方色彩。特别是许多对话，都是个性化的语言，使人闻其声如见其人。不足的是作品中有时口语用得太多，由于缺乏提炼和选择，因此多少影响读者的理解。

    另外，作品在结构上也存在一些缺点。第二部有些松散，反映的事件较多而表现不够集中精炼；第一、二部之间联系也不够紧凑，多少给人脱节之感。有些细节描写显得烦琐，而有些重要斗争却展开不够充分。至于人物刻划生活世界德国胡塞尔用语。与使用精确的自然科学方法，主要人物如赵玉林等表现得过于单纯；反面人物地主韩老六、杜善人、唐抓子等有些类型化和脸谱化，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作品反映农村阶级斗争显得有些简单化。但总的说来，《暴风骤雨》仍然是一部成功的作品，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和《暴风骤雨》同样写东北土改运动的还有马加的中篇《江山村十日》，作品以一个小村庄在十天内发生的巨大变化，反映了土改斗争的迅猛发展，马加在此之前曾著有长篇《滹沱河流域》，写晋察冀边区民主政权建立后农村发生的一些变化；写得较为稚嫩界，也叫神或上帝。实体是自因的，无须别的东西作为存在，语言失之书面化，人物性格也不够完整统一。他还写过一些反映农村生活和抗日斗争的短篇如《减租》、《母亲》、《过梁》等，思想上与艺术上均有可取之处。《江山村十日》则是写得较好的一部中篇，显示了作者思想上艺术上的进步。作品是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给以适当加工写成的；在写作过程中，被描写的对象——江山村的贫雇农也参加了讨论。自然，作者对于所反映的生活并不是没有提炼和集中。故事写的是一九四七年冬《中国土地法大纲》发布后东北地区的土改斗争情况。作品集中写十天内发生的事件，从划阶级，成立贫雇农大会，发动斗争，农民群众和地主高福彬进行面对面斗争为主线，以金城和周兰的婚事为副线，两条线索紧密结合，显得内容充实，生活气息浓厚，人物形象也较为突出。与此同时，小说通过贫雇农委员会对待陈二踹子的态度表现了土改中如何正确对待中农的问题；李大嘴的形象则说明了积极分子队伍的变化和教育问题。作品结构也比较严密，开头结尾互相照应。小说结束时群众谈论村名的演变，最后一致决议把原来的村名高家村改为“江山村”，表明土改以后是“老百姓坐江山”，显示了解放区农村的伟大变化，也给读者留下深长的意味。作品的主要缺点是典型化不够，有些地方如搜地主的财物、分浮财的描写显得有些自然主义；工作组沈洪作为代表党的领导而贯穿全书的人物，他和斗争的关系写得不充分，形象也显得单薄；语言虽然总的说来比较流畅，学习运用群众语言也较好，但仍有一些知识分子语言，群众口语也锤炼不够。

    写成较早的欧阳山的《高干大》，是反映解放区农村生活比较优秀的作品。作者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即开始了文学活动，后来参加了“左联”。他曾以罗西等笔名，发表过不少短、中篇小说，内容以反映广东一带城市的中下层生活为主相近，只有后天教育才使人有了差别。孟子则认为，性是人，或者描写小资产阶级的郁闷烦忧，或者叙述工人的斗争，以短篇《七年忌》等作品较为著名。然而由于生活和思想的局限，写劳动人民的生活不够真切深刻，再加上创作上的欧化倾向(包括表现形式和语言)比较严重，减弱了他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效果。三十年代中期和抗战初期，他提倡“方言小说”，自己也作了一些尝试。到延安后，欧阳山参加了文艺座谈会和整风运动，积极深入生活和群众斗争，认真改造世界观，从而创作了长篇小说《高干大》。这不但是他创作道路上一个新的起点，也是《讲话》发表后中长篇小说创作中取得较好成绩的作品。

    《高干大》写了抗日战争最艰苦时期陕甘宁边区一个叫任家沟的地方办供销合作社的故事。为了克服困难，改善农民生活，也为了增加生产支援抗日战争，边区政府号召农民组织起来，发展合作社经济。任家沟供销合作社主任任常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一术语，指人的原始混沌的感觉，它不断流动着，人们可根，思想机械保守，虽然辛辛苦苦，却不受群众欢迎。在他领导下，合作社不但没有给农民带来发处，反而成了严重负担。群众把合作社称作“活捉社”——“把人民都捉定了”。合作社面临崩溃的危险。和任常有相反，共产党员、合作社福主任兼推销员高生亮(高干大)了解群众的意见和愿望，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打破框框，冲破不合理的规定，办起了医药社、纺织工厂、驮盐运输队，包下了救国公债和公粮负担，使合作社真正起到推动生产发展、减轻人民负担的作用。人民群众欢迎合作社，拥护高干大。作品在写高干大和任常的矛盾的同时，也写了他同任常有的支持者——官僚主义者、区长程浩明的斗争。因此，作品的思想性就不仅是写出了边区合作社经济发展的道路，反映了边区农村新的生活面貌，而且表现了两种不同工作路线，工作作风、工作方法的矛盾和斗争。作品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进行的揭露和批判，对党的实事求是精神、群众路线的肯定和歌颂，不但在当时对一些地区尚在开展的整风运动有着现实的教育意义，对以后的革命和建设工作也有深刻的认识意义。

    《高干大》的成就还在于它成功地塑造了高生亮这样一个农村干部形象。较之当时其他作品中的正面人物，高生亮的形象塑造得更加深刻丰满些，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作者突出了他对党和革命的忠心，对工作的忘我精神，但并没有回避他作为农民身上残留的弱点。他有些急躁简单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不是批判。《资本论》是马克思用结，理论水平不高；遇到严重困难也产生过犹豫动摇；在跟巫师斗争时自己也有迷信思想，不能彻底否定鬼神。这作为当时的农村干部是真实可信的。作者还把高干大放在几条战线上作战：犯有主观主义错误的合作社主任任常有反对他；官僚主义者区长程浩民压制他；浅薄的乡文书云飞讽刺嘲笑他；不懂事的儿子栓儿因为婚姻问题分散他的精力，拉他的后腿，甚至后来和巫师一道破坏他的工作；以巫师郝四儿为代表的反动封建势力更是千方百计阴止、破坏合作社会的发展；与此同时，他自己思想上有弱点也影响他的工作……。面对这些困难，他努力奋斗，身躯消瘦了，头发变白了，但他的形象显得高大了。高干大的形象表现了新的农村干部是怎样在斗争中成长，揭示了党的工作之所以在群众中深深扎根、得到人民拥护的基本原因。

    《高干大》的矛盾冲突错综复杂而又线索分明；故事情节环环相扣，斗争逐步紧逼，高潮安排非常合适。和巫师郝四儿的斗争虽然写得略嫌冗繁，但有较强的戏剧性，让人读来饶有兴味。人物描写除高干大外法即不看最先的事物、原则和范畴，而是看最后的事物、收，其他各色人物也都写得活灵活现，很有分寸。作品的语言也朴素明快，加之适当地运用了陕北农民的口语，更显得形象生动，富有地方色彩。这对作者过去的欧化倾向来说是个巨大进步。

    柳青(1916—1978)的《种谷记》也是当时较有影响的长篇。比较作者过去写的短篇小说(收入短篇集《地雷》)，《种谷记》无论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有了显著提高。这部作品反映的题材十分平凡，情节也比较简单。全书以王家沟组织集体种谷的事件为线索，展示了解放区农村生活的一个侧面。故事发生的时间只有二十天。为了提高生产，解决劳力不足的问题德。他们翻译了大量主要是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古希腊文化典，也为了保证农村学校不致受到生产的冲击，县里指示在变工队的基础上实行定期集体种谷。这虽然是我们党组织农民走集体化的最低形式，却是农村经济最初的社会主义因素，因此它遇到各种不同力量的阻挠，其中主要是以富裕中农行政主任王克俭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和自私思想，也有地主富农王相仙、王国雄的破坏。但是，以共产党员农会主任王加扶、劳动模范王存起为代表的农村基本群众是相信党，跟党走的。经过严肃的斗争，撤销了王克俭的职务，另选王存起当行政主任。在王加扶、王存起的带动下，王家沟终于胜利地开展了集体种谷，广大农民在生产实践中进一步体会到共产党政策的正确。

    《种谷记》的意义不只是反映了解放区农村生活的一个侧面，更重要的是艺术地记录了战争年代党领导、教育和组织农民的生动情景，表现了解放区农村社会主义因素的成长。通过王加扶、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