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艺整风以后，解放区的报告文学出现了一个创作高潮。这原因正象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中所预示的：“在目前时期，由于根据地的战争环境和农村环境，文艺工作各部门中以戏剧工作与新闻通讯工作为最有发展的必要与可能。……报纸上迅速反映现实斗争的长短通讯，在紧张的战争中是作者对读者的最好贡献，同时对作者自己的学习与创作的准备也有很大益处。”这《决定》还强调指出，“那种轻视新闻工作，对于这一工作敷衍从事，满足于浮光掠影的宣传而不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态度，应该纠正。”“新闻通讯工作者及一般文学工作者的主要精力，都应放在培养工农通讯员、帮助鼓励工农与工农干部练习写作，使成为一种群众运动。”(注：1943年11月8日《解放日报》)正是在这种需要与可能相结合的条件下，又在党中央的大力号召下，大批报告文学作品涌现出来。许多工农群众和干部在专业工作者的帮助下，也都拿起笔来，参加了这个写作运动。
这些作品都是作者们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以后才写作出来的，有的是英雄事迹的真实记录，有的是作者的亲身经历，有些综合性报导，也是以真人真事为基础概括写出来的。这些作品以粗犷的笔调《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卡尔·马克思的历史贡献》、，从各个方面反映了抗战后期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进程，记载了我解放区军民艰苦卓绝的斗争，显示了中华民族敢于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灭绝人性的罪行，剔发了投降派卖国求荣、反共倒退、残害人民的反动勾当，歌颂了各条战线上涌现出来的许多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为年青一代提供了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和三十年代初期的报告文学相比较，这些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它们不是“浮光掠影的宣传”，它们的战斗性和真实性是统一在一起的。这里的人物已经不是捆在锭子上呻吟的“中国奴隶的冤魂”，而是在党的领导下觉悟了的广大军民。“革命给了我好日子，我就听革命的话”(丁玲：《三日杂记》)，这已经成了人们的共同信念。此外，新的人民英雄形象和革命战争场景的描绘，群众语言的运用，也都是以前报告作品中所不具备的新的特色。
革命文学事业的发展，是有前后继承关系的。这首先从本时期产生的群众性的大型报告文学集《冀中一日》反映出来。这部书就是冀中区党政军领导人受了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的启示，发动冀中人民开展群众性的写作运动的成果。作品预定的写作内容是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七日个人见闻，选择个平常的日子，是为了反映出敌后军民通常的生活和斗争。广大冀中军民积极地投入了这个写作活动。为了在这一天获得一个好题材理主义阶段所主张使用的语言。指人们在日常生活或物理学，有些连队经上级批准打下了敌人的据点，有些人则以各种方式开展了多方面的斗争。不识字不能写的人就请人代笔写稿。这就使送往这书的总编室的稿件，多到用麻袋装，用大车拉。为了保护这些稿件，有的同志甚至流血牺牲。初选出的待审订稿，收作品二百多篇，约三十万字，分为四辑，于一九四二年春用麦秸纸油印出二百部。但审订工作未开始，日寇即开展了空前残酷的长时间的“五一大扫荡”。经过一个夏天，多数被坚壁起来的审订稿都朽烂不能翻阅。后经多方搜求，才得以重新出版。这是一部经魔历劫的书，是冀中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写成的书，也是他们用英勇斗争保存下来的书，是特别值得珍贵的。这里的每个作品，都是一份真实的战斗记录，篇章短小，文字朴素，具有浓重的生活气息。《她》、《刺刀下的殉难者》、《一个英勇沉着的青年班长》、《不稀奇的故事》、《夜过平汉路》、《据点附近的学校》、《轿车里呆了半天》、《微笑》等，都是生动感人的作品，写出了中国人民宁列不屈的性格，揭露了帝国主义的凶残，描绘了冀中人民的斗争生活场景，赞扬了艰苦不皱眉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个写作运动影响是深远的，它鼓舞了群众的斗志，锻炼了写作人材，为革命文艺增添了新的血液，自此以后，冀中地区还发动过类似的多次写作活动。直到建国以后，这里的群众众性的写作活动仍然很活跃。
《冀中一日》印出后的七年，在解放战争胜利高潮中，由第三野战军政治部动员全军同志“在渡江作战中动笔为文”，便产生了另一部群众性的大型报告文学集——《渡江一日》。全集收作品一百二十篇，二十余万字谈“心性”风气的一种否定。，反映了我军渡江作战的艰苦而英勇的过程以及战役规模巨大、战役组织复杂等等情况。每个作品篇幅不长，只用朴实的文字写下了指战员们的实际战斗过程，没有华而不实的空谈。其中《炮击江防》一组文章生动地报导了我炮兵部队的成绩，写出了人民炮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摧毁敌人苦心经营十个月的江防工事的过程，威武雄壮，有声有色。《炮兵俘敌般》一组文章，反映了一场英勇的保卫战，我炮兵严惩了横行在长江里的帝国主义舰艇，捍卫了祖国主权，显示出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严正立场。《渡江突击队中的一个向导》、《聂春台和他的小船》、《一个水手的日记》，赞扬了船工们的斗争精神，生动地写出了军民同心同德奋勇渡江的热烈场景，说明了这是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也是一场必然要胜利的革命战争。从《冀中一日》到《渡江一日》的历史，是中国人民坚持斗争走向胜利的历史。这些用艰苦斗争推动历史前进的人们，还用文字记载了这个战斗，这是一件很值得纪念的事情。这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创造文化的生动证明，也是革命文学事业在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中成长壮大的例证。
除了这两部大型的群众性的报告文学集以外，其他专业的文学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还写了很多的报告文学作品。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曾把其中的优秀作品向新中国的读者作过广泛的介绍，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还有一些作者出版了通讯报告和散文的专集，在当时也很受读者欢迎。
反映抗日游击战争的生动斗争场面的，首先推周游的《冀中宋庄之战》(注：见人民文艺丛书《解救》)。这是一九四二年冀中空前激烈的反“扫荡”中一次惊天动地的模范战斗。我游击队仅以两个连的兵力，依据宋庄这个平原上孤立的村落，抗击了二千五百名拥有精良装备的绝对优势的敌人，战斗从白天到黑夜，整整坚持了十四个种头。我英勇果敢的子弟兵，杀伤了敌新任冀渤特区“扫荡”司令官坂本旅团长以下官兵一千一百人之多，而自己只伤亡了七十三人，最后胜利突围出来。这一仗极大地挫伤了敌人“剿灭”冀中的“雄心”。作品反映的内容甚为广阔，开头交代了战斗的起因，结尾说明了战斗胜利的意义和影响，文笔活泼，记叙中夹以议论抒情，把战场上敌我双方优劣形势的转变情况反映得尤为细致生动，既写出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又写出了我军英勇沉着应战的过程，它是报导抗日游击战争的一篇佳作。冠西的《南北岱崮保卫战》(注：见人民文艺丛书《没有弦的炸弹》)反映的是一场英雄的保卫战。战斗是为了粉碎日寇扶植汉奸吴化文建立反革命据点的阴谋而展开的。我英勇的九十三名游击队员，坚守在八百平米左右的南北岱崮崮顶上，抗击了敌人三个步兵大队、一个炮兵中队、一个空军中队、一个伪军团的持续半个月的疯狂攻击，在敌人进攻最猛烈的时刻，“南北岱崮象火海中的孤舟，暴乱地颠簸着。”即使如此，这支英雄队伍仍然坚守在阵地上。最后，由于完成了任务，他们在黑夜里从敌人纵深五里的包围圈里突围出来。作者深怀敬意地写道：“象一切革命记载里写着的一样，除了共产党的军队，历史上再也找不出这样的战斗！再也找不出这样的军队！”作品对子弟兵英勇战斗的作风的描绘是生动感人的，文笔也流畅明快。但这一场战斗在鲁中地区的作用和意义作品并未明确指出来，这个不小的缺点降低了作品的历史意义。周元青的《解救》(注：见人民文艺丛书《解救》)生动地报导了我游击队一次胜利的夜袭战斗。子弟兵敢于为人民的解放赴汤蹈火的革命精神表现得很突出，对日本帝国主义残害中国人民的罪恶也作了真实的揭露。作品剪裁得当。夜战场景的描绘，黎明景色的点染，衬托战士们胜利的心情，都表现得恰到好处。这是当时获得好评的一个作品。
在人民战争中创造这样惊人战绩的，不只是钢铁子弟兵，还有根据地的广大民兵。华山的《窑洞阵地战》(注：见人民文艺丛书《英雄的十月》)，是太行武乡地区广大民兵开展窑洞阵地战的全面的综合性报导。作品以简洁的文字，记述了这个地区人民利用窑洞打击日寇的发展过程。一九四年起，敌人施行离间民兵和群众的阴谋，民兵们停止了活动，特务汉奸横行起来。一九四二年二月武乡人民便遭到敌人残酷的血洗。血的教训，使人民觉醒过来，“不打活不成”。他们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挖出了各种“保险窑”，安全地转移了群众和粮食，组织民兵开展灵活斗争，有效地打击敌人，甚至使临近敌人驻地的人民都能开展生产和集市贸易活动，民兵武装组织因此也获得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作者敢于从实际出发，如实地反映了人民群众在斗争挫折和血的教训中成长起来，正是这个作品可贵而富有战斗性的地方。郑笃的《英雄沟》(注：见人民文艺丛书《英雄沟》)反映了武乡东南漆树坡村民兵开展的一场悲壮的窑洞保卫战。民兵们的英勇斗争精神可歌可泣，而日本帝国主义残害中国人民的罪恶则令人发指。饱含在作品里的爱憎分明的感情，是强烈感人的。但作品缺乏剪裁，情节显得枝蔓不集中，语言也不够洗炼。报导日本法西斯摧残中国人民的暴行的作品还有严辰的《人圈》(注：见严辰的通讯报告集《在城郊前哨》，收入《大众文艺丛书》)，仓夷的《无住地带》(注：见人民文艺丛书《解救》)。前者反映了日寇在所谓“满洲国”“国境线”的长城一带，实行“集家并村”的毒辣政策，造成“无人区”以防止我八路军的活动，因而使这里的人民遭到了空前的灾难。后者反映了一支游击队在这“无人区”所开展的艰苦斗争。朴素的文字，翔实的记载，生动地说明了我们的民族和人民是从难以想象的灾难中进行英勇奋斗才获得解放和新生的，它会激起每一个读者的崇高的爱国主义感情。
以上是专业工作者关于抗日战争的专题报告作品中的一些情况。这些作品虽然为数不多，但反映的内容还是多方面的，既报导了子弟兵的英雄战绩，又反映了民兵们的英勇斗争；既如实地写下了日寇的法西斯暴行，又反映了人民群众在革命战争中坚强地团结起来，给了敌人沉重的打击。这是作品显示出来的一致的战斗特色。
关于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的报告作品，数量更多一些。这是因为解放区军民中确实涌现了一大批英雄人物，他们在对敌斗争中，在生产战线上，用艰苦斗争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受到党和人民的尊敬。专业作者们把他们的事迹报导出来，正是为了教育人民，团结人民，鼓励他们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把革命推向前进。这些作品在当时确实起过思想感染和精神鼓舞的作用。
人民文艺丛书《没有弦的炸弹》、《英雄沟》、《诺尔曼·白求恩断片》、《英雄的十月》等书所收录的作品，大多是革命战争中英雄人物英雄事迹的优秀报告。这里首先引人注目的便是活跃在革命战争前线的英勇机智的游击队员和战斗英模人物。丁奋的《没有弦的炸弹》记叙了一位侦察员灵活机智地和敌人作斗争的惊险故事，也反映了解放区人民关怀爱护子弟兵的动人情景，通篇用活泼的群众口语写下来，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作品。李后的《宋纪柳》(注：见人民文艺丛书《没有弦的炸弹》)记叙了山东赣榆地区一位神出鬼没的游击队员的故事。“宋纪柳”这个名字对于敌伪就是“一个可怕的灾星”。在敌伪中间流传一句誓言，“谁要是不凭良心，出门碰见宋纪柳！”作品精当地选择了几则故事，描绘了这位英勇机智的游击队员的形象，热烈赞扬了他的灵活巧妙的战斗作风。在敌人料想不到的地方和时候，宋纪柳偏偏出现了，因而使他们大吃苦头。选材精当，描写集中，是这篇作品的突出特点。华山的《碉堡线上》(注：见人民文艺丛书《英雄的十月》)用了较长的篇幅，广泛地反映了敌占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和敌人作斗争的情况，集中地写出了年仅十八岁的游击队长小刘灵活地和敌人展开斗争的故事，小刘和当地群众有着血肉般的关系，又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政策，积极发展人民自卫武装，消灭了死心塌地的汉奸，争取了许多伪军，所以，他能在敌人“模范治安区”纵横驰骋。他是敌人悬赏八十万元捉拿的“八路军探子”，但敌人始终抓不到他。他浑身黑色打扮，头缠一条白毛巾，骑着自行车，枪柄上拖着一长溜红飘带，在敌人碉堡前飞驰而过。日本宪兵队出动大批人马去抓他，不料却挨了伏击，宪兵队长龟太郎险些送命。一转身，这小刘又是另一种打扮出现在敌人面前了。敌人非但不怀疑他，还认为他是“良民”；他负了伤，还在龟太郎的介绍下住进敌人军队医院。小刘在对敌斗争中能够出奇制胜、神通广大，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敌占区人民的配合、支持和保护。作品并没有把他写成“无根之木”的孤胆英雄，而是把他当作敢于斗争的人民群众的代表来加以歌颂。整个作品富有传奇色彩，又饱含着浓重的战斗生活气息，是反映抗日游击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的佳作。此外，作者在解放战争时期所写的《踏破辽河千里雪》、《其塔木战斗的英雄们》、《英雄的十月》(注：均见人民文艺丛书《英雄的十月》)等长篇报导，描绘了东北战场上许多惊心动魄的斗争场面，热情地歌颂了许多英雄战士，说明了人民战争的胜利正是这些英雄战士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语言明快，记事生动，是华山通讯作品的鲜明特点。周落的《我们的连长何万祥》(注：见人民文艺丛书《没有弦的炸弹》)报导了战斗英雄何万祥光荣的一生。他出身贫苦，十六岁参加革命，为人民立下了累累战功，事迹很感人。作品值得特别注意的地方，是如实地反映了英雄在党的教育下的思想转变过程，说明了无产阶级英雄从来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作者用了较长的篇幅，力图详尽地反映何万祥的许多动人事迹，用心是好的，但也因此显出选材不精的毛病。
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从解放区的广大农民群众中也大量涌现出来，马烽的《张初元的故事》(注：见人民文艺丛书《诺尔曼·白求恩断片》)详尽地报导了晋绥边区特等英雄、劳武结合的模范张初元的事迹。张初元是一个无地的农民，又是一个赤贫的煤矿工人，在旧社会受尽剥削与压迫。自从晋西北政权成立，张初元“心都亮啦”，他成了穷人的办事人”，担任民兵分队长，组织民兵反对“维持”敌人，成立变工互助组，把劳力武力结合起来，发展了游击区的生产，受到群众热烈拥护，被评为劳武结合的模范。作品在歌颂英雄事迹的同时，还歌颂了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改变了农民群众的命运，主题是鲜明的。但这作品记事过繁，用笔太细，因此显得冗长拖沓。袁潮的《李家沟反维持记》(注：作品均见人民文艺丛书《英雄沟》)是邢台驻敌附近李家沟小村群众和敌人作斗争的生动报导。他们惩办了替敌人办事的伪保长，用各种巧妙的办法抗交敌人摊派的捐税和苦役，成立自卫武装，灵活地展开斗争，以致使“鬼子钻进炮楼里不敢动弹”，而“李家沟的老乡却过着愉快的生活”。作品热情地赞扬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和他们的聪明才智，笔调灵活，选材精当，群众语言的运用尤为生动，是报导农民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一个好作品。此外，姬长义的《夺来的枪》，吴林泉的《赵有功保田有功》(注：作品均见人民文艺丛书《英雄沟》)，都是朴实亲切地反映农村群众实行劳武结合，开展自卫斗争的生动报导。
在人民军队指挥员和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中，也涌现了许多英雄人物，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通讯作品对此也作了反映。周而复等人所写的《海上的遭遇》(注：见人民文艺丛书《没有弦的炸弹》)，报导了新四军团以上干部五十多人组成的赴延安学习的非战斗的队伍在海上和敌人发生遭遇战的经过。这虽然是一些非战斗的人员，其中还有不少女同志，在陆地穿行的战斗中，却足以说明他们正是一支英勇善战的队伍。他们从苏北盐河淮海一带，穿过故人层层封锁，抵达黄河边上的六合庄，一直有超过他们二十倍的敌人兵力在追踪。由于他们开展了灵活的战斗，一再甩开尾追的敌人，而且越战越强。不幸的是他们在乘木帆船到滨海区去的途中，因海上停风，没有动力，碰上了日寇的巡逻艇，因而发生了一场悲壮的遭遇战。干部们在敌人强大的火力扫射下，又缺乏海战经验，只凭借木船顽强地抵抗了一天，没有一个屈服动摇的。其中师参谋长彭雄同志和旅长田守尧同志等都是久经考验的新四军的将领，负了伤仍然指挥战斗，掩护别的同志撤退，最后光荣牺牲。作品说，“象这样悲壮的斗争，象这样无畏的斗争，在抗战史上是可歌可泣的，这是共产党人的崇高品质，凛然气节。”作品饱含革命激情，热情歌颂了这支干部队伍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十分感人的。
黄既的《关向应同志在病中》(注：见人民文艺丛书《诺尔曼·白救恩断片》)，从另一个角度展现了党的领导干部的崇高的精神境界。疾病痛苦地折磨着这位共产党人的身体，却摧残不了他的革命精神。他在病床上时刻都在想政治问题，关心党的工作，关怀战友和同志，豪迈乐观地和疾病作斗争。“能够为人民劳动，便是最大的幸福”，是他在病中常说的一句话。当他知道病情恶化危急时，他毫不颓丧，而是抓紧时间，为革命事业多贡献一些意见，使革命早一点成功。他在病中的生活仍然是很朴素的，凡是为他准备的用品，他总要注意防止浪费。他爱好文学，也很了解祖国医学。他对于文化学术的发展发表过许多精辟有益的见解，至今看来也还是正确的。通常用简洁的文字记写下来，饱含作者深沉的警意和怀念。这是一篇很感人的悼念文字，也是一篇革命世界观的赞歌。陈祖武的《八面山中》(注：见人民文艺丛书《解放》)是随王震同志率领的南下支队在湖南桂东县境八面山中行军战斗的两则日记。作品用深沉的色调描绘了山高路险、天雨泥泞、敌军围困给部队造成的困难，揭露了国民党挑动内战的阴谋，歌颂了革命战士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品生动地抒写了司令员王震同志坚定沉着、英勇果断、爱护群众、身先士座的革命作风。正是在他的正确指挥下，部队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冲破了国民党军在八面山的包围圈。作者文笔老练，记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