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开始，艾青满怀热情地寻求着光明，“从中国东部到中部，从中部到北部，从北部到南部，又从南部到西北部”(注：《艾青选集·自序》)，终于找到了光明的所在——延安。这几年中，他一面不倦在寻求，一面辛勤地写下了大量诗歌。他的诗作，倾诉着民族的苦难，歌颂了祖国的战斗，深切的反映出抗战的时代精神；他的诗作，又表现了个人的风格特色和艺术才华。艾青，是抗战前期具有重大成就的一个最有代表性的诗人。
就他的创作生活而说，却开始于更早的年代。
艾青是浙江金华人，生于一九一年，自小在山区长大，接近劳苦人民，培养了对农村的深厚感情，这成为他日后创作的重要的生活源泉和思想基础。中学时代经受了大革命的风暴，阅读到唯物史观的书籍，启发了他对社会主义的向往，这种向往，经常闪耀在他以后的诗作中，并引导他走革命的路。他少年时就喜爱美术，初中毕业后曾到杭州西湖艺术学院攻读了几个月，又促成他于一九二九年去法国学习。他在美术方面的修养，有助于他诗歌风格的形成；他较多接触“五四”新文学和外国文学，在法国又有机会阅读俄国、苏联的小说、诗歌和一些法文诗歌，这些都对他的创作产生一定影响。一九三二年，他在度过三年异国生活后，回到民族危机深重的祖国，五月加入“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并作为鲁迅支持的美术团体“春地画会”的成员。但到七月，即同其他十几位青年美术工作者一起被诬，以“危害民国”，“颠覆政府”的罪名逮捕入狱，经受了三年多的囚禁生活。
在法国，艾青开始写诗，但他早年重要诗歌大多写成于上海狱中。一九三六年出版的第一本诗集《大堰河》，收诗歌九首，它以深沉的感情和新颖的风格，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大堰河——我的保姆》是最优秀的一首，作者以真挚虔诚的心，怀念和赞美养育了自己的保姆大堰河，并为她受尽人间凌辱的悲苦命运抒发着愤懑和不平。诗中不仅对一个贫苦的劳动妇女充满了诚挚的同情，也对中国农村的遭遇寄予深沉的关切。农村的生活正在激变，作者的思想感情也早已起了变化，对于出身的地主家庭，他如“新客”那样隔膜，而对于农村的受苦人，大堰河的儿子，却“是比六七年前更要亲密！”作者的国外生活，也在诗集中留下了纪录。《马赛》、《巴黎》等诗，虽也略带依恋，更主要的却是充满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揭露和诅咒。
《大堰河》诗集中所表现的对于农村劳动人民的热爱，发自内心的亲近他们的要求，以及对于剥削阶级的憎恶和决裂，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怀疑和批判，等等，正可以说是作者过往生活和感情的总结，也是诗人新的生活、思想和创作道路的起点。如同生活道路是艰辛而不平坦的一样，作者并没有为自己的创作安排下恬适的途径。在那“芦笛也是禁物”(注：《大堰河·芦笛》)的黑暗环境中，他给自己的诗歌定下的最初的基调，便是“给予这不公道的世界的咒语”(注：《大堰河·大堰河——我的保姆》)。几年后，作者曾这样谈起那些年代的诗歌创作：“一些诗人是更英勇地投身到革命生活中去，在时代之阴暗的底层与坚苦的斗争中从事创作，他们的最高要求，就在如何能更真实地反映出今日中国的黑暗的现实。”(注：《诗论·诗与时代》)作者的诗集《大堰河》以及他日后的创作，也正是这样的。
艾青从一九三五年十月出狱到抗战前夜所写诗歌，见于《旷野》诗集中的《马槽集》，这是所谓“密云期”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氛。部分诗歌进一步反映了农村人民愈益痛苦的生活，并且预示着斗争的来到。而更多的诗歌却是充满了希望，表现出对于光明的向往与追求。作者歌颂太阳(注：《马槽·太阳》，收入《旷野》)，期待黎明(注：《马槽·黎明》，收入《旷野》)，相信烈士的鲜血换来了春天(注：《马槽·春天》，收入《旷野》)，更深情地表露自己的坚信与愿望：“我乃有对于人类再生之确信”(注：《马槽·太阳》，收入《旷野》)，愿为胜利的欢笑而牺牲(注：《马槽·笑》，收入《旷野》)，并呼唤着“请给我以火，给我以火”(注：《马槽·煤的对话》，收入《旷野》)。这种不倦的追求，成为作者以后创作中一个重要的特点。
抗战爆发了。作者“拂去往日的忧郁”，迎着“明朗的天空”(注：《北方·复活的土地》)，开始了新的生活和创作的道路。遍及半个中国的行踪，使他扩大了现实的视野，更深切地感染到时代的精神，同时促成了创作激情的高涨。在抗战前期的几年内，他的诗作的数量和质量都有重要的进展，《北方》、《向太阳》、《他死在第二次》、《旷野》、《黎明的通知》、《火把》、《溃灭》、《献给乡村的诗》、《反法西斯》等诗集，是作者本人、也是我国抗战前期诗歌创作最丰硕的收获。
在这个时期，作者还写了不少诗歌理论，如《诗论》等。这些文字，对于帮助理解作者当时的创作，有着重要的意义。如他曾提出“诗的前途和民主政治的前途结合在一起”(注：《诗论·诗的精神》)，认为诗歌“应该教育人民怎样思想……是斗争的忠实的伙伴”(注：《诗论·思想》)等等，都反映出作者对诗歌要为民主政治，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服务的理解。所以他努力地要“作为一个悲苦的种族争取解放，排脱枷锁的歌手”(注：《诗论·诗与时代》)，要“从当前的群众的斗争生活中汲取题材”(注：《诗论·主题与题材》)。这些理解与体会，一定程度上指导着他的创作实践。作者抗战开始后写的诗歌，更富现实意义，更多抒写人民群众，诗歌的形象更鲜明、丰富，语言也更朴素、健康和清新。过去流露的忧郁的情绪，已日益带上愤恨甚或悲壮的色彩，而对于光明和革命的追求，则愈趋明确、坚定。
《北方》集内包括了作者在抗战初期的重要诗作。它们记叙着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痛苦和不幸，如《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北方》、《乞丐》、《手推车》等。但更明显的，却是被民族奋起抗敌所激发的热情和信念。《他起来了》象征民族的觉醒，《北方》从民族几千年斗争历史中汲取力量，《风陵渡》则对现实充满信心。面对着苦难和斗争，作者把自己的感情、命运都赋予这时代，这祖国的土地。他向着“中国的农夫”、“土地垦植者”、“少妇”和“母亲”，诉说起自己这“农人的后裔”的“流浪与监禁”的身世和“憔悴”的生命，并询问道：
中国，
我在没有灯光的晚上
所写的无力的诗句
能给你些许的温暖么？(注：《北方·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作者的诗句有时不免悲怆，却正是极度热切的反映：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注：《北方·我爱这土地》)
这些诗歌反映了现实的生活斗争，包含着向上的思想内容，它们既不同于那些抗战口号的空洞的喊叫，更反对了逃避现实斗争的艺术的陶醉，在当时引起很大的反响。
一九三八年春天写的《向太阳》是作者的第一首长诗，它不同于叙事诗或一般的抒情诗，而更象一首颂诗。作者在多年的创作中，一直表现出对于光明、太阳等的向往和追求，《向太阳》是具有代表性的一首，它’以最高的热度赞美着光明，赞美着民主”(注：艾青：《为了胜利》，《抗战文艺》7卷1期，1941年1月)。与抗战初期热烈的情绪相一致，它充满了热情、乐观和希望。长诗共分九段，前三段写他期待着黎明，并在黎明的欢忻中向见到的一切问早、祝福，四、五两段赞颂日出“比一切都美”，它启示一切崇高的创造，启发人们想起和向往革命的事物。六、七两段歌唱太阳照耀下的一切都变得美好，作者的视线转向现实生活，那里一片上升气象，城市、村庄、田野、河流、山峦，都从绝望、痛苦、忧郁中醒来，高呼、欢笑，伤兵们更崇高，陌生人变亲切，少女们歌唱幸福，工人士兵们都为抗战胜利，消灭敌人而奋起。最后的两段转向作者自己的内心感受，太阳驱散了他的寂寞、彷徨和哀愁，召回了他的童年，在“热力的鼓舞”下，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宽怀与热爱”，他奔驰着，向着太阳。长诗诗情联绵，却又层次分明地反映了作者心情的发展，越到最后，作者越渴慕和靠近太阳。后来闻一多在谈到诗人们的“知识分子气时，曾说：“艾青说‘太阳滚向我们’，为什么不是我们滚向太阳呢？”(注：《闻一多全集(三)·艾青和田间》)应该说，《向太阳》中是已经出现了这种思想感情的良好转化的。特别是作者在向往一些民主革命的领袖和理想的同时，更歌颂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导师列宁和《国际歌》等，这里标志着作者思想感情的趋向。
诗集《他死在第二次》内，最重要的是两首写于一九三九年春天的长诗：《吹号者》和《他死在第二次》。后者着力描写一位受伤的兵士渴望战斗的激情，他接受祖国的号召，再次踏上征途，最后光荣地倒卧战场。长诗歌颂了他的革命责任感和英雄主义，他的激情来自民族的觉醒和解放，他的无畏联系着祖国的生机和希望，一草一木都鼓舞着他再去为它而战斗、牺牲。虽然写的是艰苦的战争，但长诗反映的正是胜利的信念。同样描写战士牺牲的《吹号者》，是比前者更具抒情性、更为丰满动人的，这诗本身就象飞着“血丝”的号角声那么悲凉、庄严，作者的爱与沉痛，也如诗句一样凝炼。他曾自称这是“以最真挚的歌献给了战斗，献给牺牲”(注：《为了胜利》)。长诗形象地写出了吹号者对号角的爱、对黎明的向往等，更深情地抒写了吹号者青春纯洁的心灵和美的形象：
现在他开始了，
站在蓝得透明的天穹的下面，
他开始以原野给他的清新的呼吸
吹送到号角里去，
——也夹带着纤细的血丝么？
使号角由于感激
以清新的声响还给原野，
——他以对于丰美的黎明的倾慕
吹起了起身号，
那声响流荡得多么辽远啊……
直到他牺牲，作者还祝愿：“而太阳，太阳使那号角发出闪闪的光芒……听啊，那号角好象依然在响……”。这些长诗，激动着抗战岁月中斗争着的人们。
作者这一时期的创作面貌更全面地反映在他的大量短诗中，它们分别收录在《旷野》、《黎明的通知》、《献给乡村的诗》等集子里。这些诗歌不仅较广泛地反映了现实生活斗争的动向，渗透着抗战的时代气氛，交织着作者对祖国、人民、原野、农村的爱与希望，同时又清晰地刻划下作者的思想创作的历程。寻找光明总是欢乐的，但也充满艰辛；革命的步履是坚定的，但会出现暂时的困难。理解这种艰辛和困难，就更懂得作者寻找的热忱和步履的踏实。这些集子内较早的诗作，色调明朗，情绪高昂。但在一九三九年秋后的一段日子里，一些诗歌中似乎出现了沉重的消息。这时候，奋起抗战带来的最初的热烈情绪已经平静，现实的困难和矛盾日渐迫近人们，作者此时又正好在国统区的大后方，“远离烽火，闻不到‘战斗的气息’”(注：《旷野·前记》)，却感受到了荒凉寂寞的氛围，于是作者的笔有时显得沉重了。如果把一九三八年与一九三九年写的两首《秋晨》相比，同样是山水原野，色泽似乎灰暗了，生机也肖条了。同样描写士兵，《兵车》中找不到《吹号者》的壮美；即使描写了《小马》的“欢愉、新鲜”，却又感叹“它还不曾尝过辛苦”。这偶而出现的沉重，正好反映了作者的思索和探求。所以，与此同时，他在询问：“旷野啊——你将永远忧虑而容忍不平而又缄默么？”(注：《旷野·旷野》)他在积聚：“我的胸中，微微发痛的胸中，永远地汹涌着生命的不羁与狂热的欲望啊！”(注：《旷野·旷野(又一章)》)他更在祈望：在严寒、冰层、残雪面前，“希望春天它早点来……我将穿上芒鞋去寻觅温暖”(注：《旷野·愿春天早点来》)，而冰雪也终于融化，“满怀着兴奋与喜悦……汹涌到那闪耀着阳光的远方去了”(注：旷野·解冻)。
不久，作者就写出了另一首重要的叙事长诗《火把》。
《火把》在较宽阔的生命背景下描写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人民大众的集体行动中受到教育、坚定了革命信念的故事。诗篇主要通过正确地认识生活、爱情的意义，来表现主人公对革命的向往、犹豫和转变。这样的题材在小说创作中固然并不罕见，但以长诗的形式表现，具有特殊的意义。由于诗中跳跃着象火把一样燃烧的热情，以及对于人民力量、抗战前途的充满信心和尽情讴歌，长诗是那样的激动人心。尽管工人劳动者的形象不如知识分子丰满，对革命的描写不如爱情之细致，人物的转变也显得简单了些，但这种简单却也真实地反映了那个大时代的特点：强烈的火焰，是能很快地照亮前程并烧去那些矛盾、徘徊或犹豫的。
《火把》不仅鼓舞人们寻找方向，而且也照亮了作者自己的革命道路。一九四年春天，艾青带了长诗《火把》到重庆，见到了周恩来同志。这以后的诗歌，已很难找到前些日子的沉重，而大多是快乐的心情，清新的诗章。如《高粱》赞美丰收与生命，《老人》、《篝火》等表露了对劳动人民的珍爱，《公路》等诗更是真挚地歌唱劳动群众的业绩，并从那里汲取力量，得到振奋：“行走在新辟的公路上，我的心因为追踪自由而感到无限地愉悦啊！铺呈在我的前面的道路，是多么宽阔！多么平坦！多么没有羁绊地自如地向远方伸展——”(注：《黎明的通知·公路》)这诗的情绪由静及动，从低到高，十分典型地反映了作者当时的心情。
翌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在周恩来同志帮助下，艾青来到了革命根据地延安，这不仅是跨跃到一个新的地区，也是跨跃到一个新的时代。诗人在毛泽东同志和他的革命文艺思想教育下进入了全新的生活和创作的境界。“诗必须作为大众的精神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