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开始，也是我国新诗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的开始。如同很多革命大时代的风貌往往首先反映在诗歌中一样，抗战这场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特别是它初期的蓬勃气象，也很快在诗歌创作上得到反映。诗歌和报告文学，是抗战开始后最早发挥了战斗作用、表现出较大成绩的文学形式。
战争爆发后，诗人们怀着高昂的爱国热情、同仇敌忾的民族义愤，投身于抗战的伟大斗争，在参加其它活动的同时，拿起诗笔于清华大学，后去美国留学。归国后任大学教授及英文刊物，作为武器，为神圣的民族解放事业呼唤、歌唱。他们走出战前狭小的生活天地，去到人民群众争取生存的广阔空间。有的作者走遍了半个中国，目睹了祖国的穷迫和危殆；有的作者亲历了多年的前线生活，体验到战争的观苦和光荣；很多作者都经历了从前方战区辗到大后方的过程，身受了战争各个阶段的考验，深切地理解整个民族的灾难和希望。很多诗人为了寻求光明，冲破重重困难险阻，从国统区奔赴抗日民主根据地，象柯仲平、田间、何其芳、艾青等都先后去到了延安。战争不仅振奋了、鼓舞了诗人，也在它进行的过程中锻炼和造就了他们。作者思想提高了，视野开阔了。不少诗人这个时期的创作取得了新的进展，达到了新的高度，其中还出现了艾青、田间这样具有代表性的诗人。新诗在为民族革命战争服务的过程中发展到新的阶段。诗歌与现实斗争的关系更为密切了。工农兵群众开始成为民主根据地中许多诗人的歌唱对象。街头诗、朗诵诗等富有鼓动性和群众性的形式，在抗战初期受到了许多作者的重视。随着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从短诗到长诗，从抒情诗到叙事诗，成为抗战诗歌的一般发展趋向。新月派、现代派中某些脱离现实斗争或者具有形式主义倾向的诗风，受到更多诗人的厌弃。新诗较战前大众化了，然而也更散文化了。
抗战刚一爆发，郭沫若就“别妇抛雏”(注：《战声·归国杂吟》)离开日本，回国参加战斗。他于七月下旬回到上海，很快亲历了八·一三淞沪战争。民族革命的号声激起他歌唱的热情，仅在八月内于天；识物始终，是自知性命。顺天道之常数，知性命之始，他就创作了近十首诗歌，这些后来都编在《战声》集内，这本诗集反映了全民抗敌的激情，表达了争取胜利的决心，充溢着战斗的喜悦和力量。如《民族复兴的喜炮》写道：
上海的空中又听到了大炮的轰鸣，
这是喜炮，庆祝我们民族的复兴。
《战声》集里的诗歌，虽因战争现实的紧迫和创作过程的急切，造成一些篇章未及锤炼，在艺术上不免粗糙，但它却具有这样两个特点：一是高昂的斗志和热烈的情绪，它保留了作者从《女神》开始的创作中所特有的乐观和信念。这里既反映了抗战刚开始时全民族普遍振奋的史实，也表现了作者本人刚刚回国，“今日归来入阵营”(注：《战声·归国杂吟》)的兴奋心情。正如周恩来同志说的：“一旦抗战爆发，他便奔回祖国，他的革命热情，也就重新爆发出来”(注：《我要说的话》，1941年11月16日重庆《新华日报》)。二是具有始终站在时代前列的先锋战士所特有的思想风度，和当时大多数诗人首先努力于具体反映民族的苦难或战斗的激愤不同，作者善于从时代的高处，以政治的远见，对这场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作出思索和表现。在这些诗歌中，涉及了长期抗战的思想(《抗战颂》)，发出以战争求取和平的号召(《战声》)，歌颂团结和集体的力量(《们》)，并提出对恐日病的批判(《血肉的长城》)等等。在战争的最初时期，作者即以诗歌形式指出这些问题，显然具有独特的重要的意义。以后的很长时期内，郭沫若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以充沛的精力在国统区从事繁重的革命文化工作，他的创作活动则主要集中于历史剧的领域，获得了重要的成就。诗歌作品留下较少，《蜩螗集》所收的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二年这部分诗作，如同《战声》集一样，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政治意义。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反动腐朽面目的日益暴露，作者的诗歌从抗战初期热烈的歌颂、号召转为较冷静的揭露、讽刺，兴奋的心情也为深沉的义愤所代替。如一九四年为重庆大隧道万人死亡的惨祸而作的《罪恶的金字塔》一诗写道：
心都跛了脚——
你们知道吗？——
只有愤怒，没有悲哀，
只有火，没有水。
《“双十”解》中的讽刺批判，恰恰与《战声》集中题材相似的《人类进化的驿程》成为鲜明的对照，反映作者对国民党统治认识的发展。《第十八次“十·廿三”》则总结历史经验作为现实的借鉴。这些诗歌在当时坚持抗战、坚持进步的斗争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三十年代中期曾经参加过《新诗歌》编辑工作的田间，很年轻时即开始诗歌创作。他坚持忠于现实、富于热情、勇于创新的作风，经历了诗歌风格和形式的明显发展，于抗战的烽火中锻炼成为有特色、有代表性的诗人。
田间是安徽无为县人，生于一九一六年，早年在农村生活，一九三三年到上海，后参加左联。他写第一部诗集《未明集》中的作品时，还不到二十岁。由于创作时距长达三四年，因此这些诗作的情况也不一样。它们大多描写工人、农民、兵士等受苦者的命运，含有真切的感情，又表达了作者反抗的愿望，也有一些则缺乏向往和希望。在语言上，田间的诗作大多朴实明朗，可以看出他当时追求大众化，学习民歌的努力，也有少数诗句比较晦涩欧化。但不论内容或语言上如何存在差异，这些诗歌具有明显的特点：出发于现实，有所为而作。正如作者在《我怎样写诗的(代序)》中写的：“没有诳语，诚实的灵魂，解剖在草纸上，……”这是对他早年诗歌特点的确切的自评。
写于抗战前的集子还有《中国牧歌》和《中国农村的故事》等。《中国牧歌》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农村的苦难和斗争，表现出作者对农民日益深切的关心，诗集的情绪比《未明集》强烈，反映生活也较为充实。作者热爱农村，呼喊着“田野，我底母亲”(注：《中国牧歌·唱给田野》)，向往农村中新鲜活跃的生命力。但侵略战争给祖国农村、尤其是东北大地带来了苦难，诗歌发出了激昂的呼声，号召斗争：“在中国，养育吧，斗争的火焰”(注：《中国牧歌·走向中国田野的歌》)，“射击吧，东北的民众呵”(注：《中国牧歌·松花江》)。这些诗歌的句子是“燃烧”、“粗野”、“愤怒”的(注：《中国牧歌·诗，我的诗呵(跋语)》)，充满了对苦难的抗议和反侵略斗争的激愤。作于一九三六年夏的长诗《中国农村的故事》共分三部：《饥饿》、《扬子江上》、《去》，它以高昂的情绪，激动的语言，揭露和控诉着农村中的不平：农民的饥饿，母亲的哭泣，地主的欺压，帝国主义的著杀……。长诗以扬子江象征祖国和人民，呼吁它觉醒，号召它战斗，并相信“人民的春天”将“踏着战斗的路回来”。长诗写作在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要求日益高涨之际，民族的愤怒，阶级的仇恨，都在诗中有所体现。通过对“农民军队”的歌颂，并“寄托着对红军的希望”(注：《家》，1962年第4期《安徽文学》)。
和当时一些有成就的作者一样，田间通过这两部诗集，把自己的深厚感情呈献给祖国的农村、原野，关切着农民问题这个中国革命的基本课题。这两部诗集也反映了作者更善于表现的是激昂高亢的情绪、坚定强烈的斗志，但在当时还缺少凝炼成熟的形象。
抗战开始后，作者的生活、思想和创作都有了较大的进展。一九三八年初写的《论我们时代的歌颂》(注：《给战斗者》诗集的《代序》)，表现出他要为保卫祖国的战士自觉地创作出“情绪饱满”的能反映现实苦难和斗争的好诗的愿望，并进一步表示了参加到实际斗争中去的决心。不久，他就去到延安，同年冬天，又过封锁钱，以后较长期生活、战斗于晋察翼边区。在延安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田间都是当时街头诗运动的“积极分子，是发起人和坚持人之一”(注：《写在〈给战斗者〉的末页》，见1959年版《给战斗者》)，他写出了一些很有影响的作品。如曾经传诵一时的《义勇军》：
在长白山一带的地方，
中国的高梁
正在血里生长。
在大风沙里
一个义勇军
骑马走过他的家乡，
他回来了：
敌人的头，
挂在铁枪上。
不多的诗行，就勾画出一幅色彩丰富、意境深远的画面，读者仿佛可以看到战士枪刺上闪亮的寒光。它用形象启示人们：“正在血里生长”着的，不仅是长白山下的高粱，而且有全中国人民心底的仇恨。这个骑着战马、挂着敌头，胜利归来的义勇军，既是现实战斗中的英雄形象，又是人民内心希望的象征，给了读者有力的鼓舞。田间这个时期所写的诗，很大一部分编入重要的诗集《给战斗者》，它们充分体现了作者投身实际斗争后取得的新收获和诗风上的新发展。
《给战斗者》共分六辑，包括抒情诗、街头诗、小叙事诗等多种体式。其中尤其有代表性的，是一些鼓动性强、被称为街头诗的短诗。如《给饲养员》：
饲养员呵，
把马喂得它呱呱叫，
因为你该明白，
它底主人
不是我和你，
是
中国！
后来闻一多谈论田间的诗作时，曾以本诗集内的街头诗《多一些》等为例，肯定作者是抗战“时代的鼓手”，并指出他诗歌中具有一种积极的“生活欲”，“鼓舞你爱，鼓动你恨，鼓励你活着，用最高限度的热与力活着，在这大地上”(注：《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见《闻一多全集》(三)，1948年开明书店版)。这不仅是田间街头诗的特点，也是作者整个诗集的特点。
作者出于现实斗争的需要，将自己的诗笔紧密地配合着伟大的民族解放任务。从诗集中可以看到，对于战争的责任感激发了他创作的热情，而深入实际斗争的自觉性，又加深了他对斗争的了解和热爱。诗集中洋溢着胜利的、鼓舞人的激情，唱出了“中国的春天是生长在战斗里，在战斗里号召着全人类”(注：《给战斗者·中国的春天在号召着全人类》)这样乐观的基调。写于一九三七年底的长诗《给战斗者》，是具有代表性的好诗。作者曾说这诗是一个“召唤”，“召唤祖国和我自己，伴着民族的号召，一同行进，我的希望，是寄托在人民身上”(注：《写在〈给战斗者〉末页》)。它以朴实有力的诗句叙述祖国受侵略欺凌的命运，歌颂人民奋起抗战，号召人们“在斗争中胜利或者死”，指出“战士底坟场会比奴隶底国家要温暖，要明亮”。长诗表现了田间诗歌的重要优点：富于现实性和战斗性，充溢着对伟大祖国深沉的爱。如诗中一段：
在中国
我们怀爱着——
五月的
麦酒，
九月的
米粉，
十月的
燃料，
十二月的
烟草，
从村落底家里
从四万万五千万灵魂的幻想的领域里，
飘散着
祖国底
芬芳。
这是一首既体现时代精神、又具有饱满情绪的好诗，起了很大的鼓动作用。
诗集比抗战前的作品有明显的进展，尤其在它抒写了更为具体的战斗的劳苦者的形象，他们离开村庄，去战斗，去“播种人类的新生”(注：《给战斗者·土地》)，“从顽强的脸孔上，浮涌着战斗的欢喜，战斗的红笑，——因为她啊，也流了血为着祖国”(注：《给战斗者·荣誉战士》)。特别是写于一九三九年的《曲阳营》等多首小叙事诗，从各个方面写出了抗日民主根据地战士、群众的形象，他们新的战斗生活和新的思想面貌，写了他们在斗争中的成长发展。诗作大多能表现出劳动人民朴素而可敬的思想和战斗要求。这种新的人物和题材，在当时的诗歌创作中虽非初见，但作者如此热情、如此不倦地讴歌，突出地反映了他在实践新的创作方向上的努力。
在《中国牧歌》、《中国农村的故事》中，作者已开始在诗歌形式上作出新的探索，到《给战斗者》，表现得更为成熟，即所谓“鼓点”式的诗行。作者善于以精短有力的诗句来表现战斗的激情，又以连续反复的出现来渲染雄壮的声势，这精短和反复，自然地在节奏上形成一种急促感，增强了鼓动性，有力地激起读者感情的共鸣。诗歌形式与风格上的这种特点，与抗战前期的时代精神正相契合，因此产生很大的作用。
同一时期，田间还创作了《呈在大风沙里奔走的岗卫们》和《她也要杀人》两部诗集。前者写于一九三八年三——五月，共二十五首，大多描写作者参加的党所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工作、斗争，战友们的活动等，充溢着深厚的感情，唯有明确认识这些革命工作的意义、对工作满怀激情者，才能写出。如《播音》形象地描写了歌咏队广播的政治意义，《你们到国境上去》为战友的远离抒情：“我祝福你们底呼声，灌进沙漠……而且把睡眠的土地，从大风沙里唤醒。——让它看见我们呵，为什么，要和仇敌战争。”优秀的朗诵诗《儿童节》正说明了作者当时在服务团工作的实绩。
长诗《她也要杀人》写一位中国北方农村妇女的悲苦命运，从中反映了中国农民在民族压迫下日益觉醒的历史真实。善良的白娘身受日寇侮辱，儿子遭害，房屋被烧，她克服了死的欲念，拿起刀来，呼叫着“我要杀人”，奔走在旷野上。从求死到斗争，从善良怯弱到刚强，正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这种觉醒。作者充满强烈的爱和憎，向侵略者作了愤怒的抗议，并且在广大受害人民身上寄托着信任的希望：“群众的火陷正在这边扩大着”，“在她底前面，中国的森林、大河、高山和人民底田野道路……已经披起了战斗的武装”。
但可能受掣于作者难以抑止的情感，长诗中较多激动的呼唤、急促的跳跃，而叙事诗要求的实感则嫌不足，人物形象不够明晰，缺少发展。她奔跑呼号，但不明方向；她有仇恨，但孤独；她从极度痛苦中产生的略带疯狂的性格，未能提高到投身民族解放斗争的高度，这就使本是产生于现实生活的“斗争的纪录”(注：《写在〈给战斗者〉末页》)，却受到了损害。作者于一九五四年曾对此作了很大的修改，基本上克服了这个缺点，增强了作品的斗争产感，人物的心理、性格也都可信、健康得多。
抗战后期，特别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作者的诗歌创作，在风格上、内容上都出现新的发展，它们体现于后面要谈到的《抗战诗抄》、《戎冠秀》、《短歌》、《赶车传(第一部)》等作品中。
在大革命时期就开始诗歌创作的柯仲平，抗战后进入他创作的最重要阶段。他不仅保持着早期固有的热烈的情绪，更主要的是在作品的思想内容、描写的人物题材等方面，都有了全新的开拓，抗战开始后作者较早去到延安，在认真创作的同时，从事着其它的战斗活动、文艺工作。这种深入实际斗争的努力，使他的作品始终发扬着为现实政治服务的长处，较少流露非无产阶级感情，这在当时比较知名的作者中，是颇为少见的。
作于一九三八年的《边区自卫军》和《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两首叙事长诗，不仅是作者的代表作品，也是当时诗歌创作短诗、抒情诗居多的情况下值得注意的收获。作者在《边区自卫军》的前面写到：“我们的文艺方向是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这方向统一着我们文艺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我们正往这方面前进。”两首长诗体现出作者正是自觉地遵循着这个方向的。《边区自卫军》描写边区人民武装捕捉汉奸的故事，歌颂李排长、韩娃等人机智、勇猛和纯朴的性格，也歌颂他们在战斗中的成长，全诗洋溢着对于子弟兵的亲切感情，较好地反映了欢快的边区斗争生活和人民战争必胜的信心。《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第一章)虽然只写了大队的产生，未及描绘他们正面的斗争，但作者通过共产党员李阿根按照党的政策，团结和教育工人，组成坚强的队伍等描写，突出宣传了坚持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这一思想，具有较大的教育意义。
作者写这两首长诗，都起因于听来的故事，但他并未拘泥于真人真事。如《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中的人物，就是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典型”来写的(注：《边区自卫军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改版序》)。作者虽非亲历其事，但他在根据地这段斗争生活的实践，以及以前“有一时很接近工人”(注：《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自序》)的经历，有助于补足这个局限，因此，所写战士和工人比较生动，有鲜明的个性，具有一定的感染力。《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更是正面描写工人集体行动的最早出现的长诗。
柯仲平还十分注意诗歌形式的大众化，努力采用和吸收民间歌谣、群众语言和日常口语的长处，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长诗中不乏形象的语言、比兴的手法，节奏也较明快整齐，易于诵唱。虽然长诗的不同章节在风格、水平上还未能保持均衡、一致，成为较明显的缺点，但这种粗糙正和新鲜、活跃的特色一起，反映了较早尝试中的得失。
作者还力求将创作与朗诵结合起来。早年写作《风火山》时期就曾尝试这样做，抗战开始后作者更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这两首长诗写成后，都经过朗诵的实践。这个特点既反映了作者努力实现诗歌大众化的愿望，也说明了他对创作精益求精的严肃态度。
在这一时期，柯仲平还写了一些短诗，后收在《从延安到北京》集内。数量不多，但很有特色，艺术上比较完整。这些诗歌和两首长诗一样，情绪昂扬，斗志饱满，革命精神充沛，具有鼓动的力量。如《告同志》等在当时有很大影响，《民主剧团歌》、《“打肩”》等写出了作者对边区的爱和深入民间的热情，《延安与中国青年》中感情深沉的歌唱，不仅为了广大的青年，也正是作者自己在延安的生活和创作心情的抒发。
前一时期创作了《烙印》、《罪恶的黑手》等重要诗集的臧克家，抗战开始后带着充沛的热情写下大量诗歌。《从军行》、《泥淖集》、《呜咽的云烟》等集子，是较早的收获。作者当时正以文化工作者的身份，亲历着前方的战斗生活，他感受到时代的伟大精神，渴望自己的诗歌能随着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