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比上述小说作家出现得稍晚，而在描写农村阶级斗争方面有重要成就的作家是叶紫(1912—1939)。叶紫原名俞鹤林，湖南益阳人。当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湖南农民运动高涨时，他的叔父是益阳县农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父亲和姐姐也都参加了农会斗争。暴见骤雨式的群众运动使那时还在中学读书的叶紫受到很深刻的阶级教育，他进了武汉军事学校第三分校。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他的叔父、父亲和姐姐都惨遭杀害。叶紫从故乡逃出后，度过一段时期的流亡生活，对下层人民特别是农民的生活加深了了解。当他一九三三年在上海参加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并开始从事创作的时候，故乡洞庭湖畔农村的斗争便成为他的作品的主要内容，他的全部分创作都充满着对阶级敌人的强烈仇恨。
叶紫有短篇集《丰收》和《山村一夜》，中篇小说《星》，此外还有一些散文。《丰收》中的六篇小说，除《杨七公公过年》一篇以流亡上海的农民的苦难生活为题材外，余均取材于湖南农村的生活和斗争。《丰收》是叶紫的第一篇小说鲍威尔（BrunoBauer，1809—1882）德国哲学家，青年，它反映了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农民群众在地主阶级残酷剥削下组织起来进行抗租斗争的过程。小说中的老农民云普叔终年勤劳，对地主抱有幻想，而结果则是他“辛辛苦苦种下来的谷子，都一担一担地送给人家挑走”，自己也终于忧愤成病。作品以深刻的思想力量和动人的艺术形象鲜明地揭示了：农民如果想不再受地主阶级的盘剥和掠夺，除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组织起来对那些“抢谷和强盗”进行斗争而外，实在没有第二条道路。云普叔的儿子立秋走的正是这样一条道路。小说在《无名文艺》上发表后，叶紫这个第一次出现的新人立刻赢得了文艺界的赞誉。《火》是《丰收》的续篇，它描写了农民抗租斗争的勃发和进一步开展，象云普叔那样的老一代农民站立起来了，抗租的群众汇合到雪峰山工农红军的革命洪流里去了。革命群众的强大威力和胜利前途同反动统治阶级垂死前的恐惧颤抖和疯狂报复，在小说中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电网外》中的王伯伯同《丰收》里的云普叔一样，也是忠厚勤谨的老一辈农民的形象。当红军迫近自己的家乡、反动派军队架设电网企图阻击的时候，他留恋自己的家屋，不肯随同儿子去到红军那里，结果是房子被烧主敬致知，交相为助，则自无此蔽矣。”从而把程颐所主张的，儿媳和孙子被杀，但王伯伯没有在反动派屠刀下表示懦怯和畏缩，而是觉悟和勇敢起来。他跳下准备上吊的小凳子，“背起一个小小的包袱，离开了他的小茅棚子，放开着大步，朝着有太阳的那边走去了。”鲁迅在《丰收》集的序文里说：“但我们却有作家写得出东西来，作品在摧残中也更加坚实。不但为一大群中国青年读者所支持，当《电网外》在《文学新地》上以《王伯伯》的题目发表后，就得到世界的读者了。这就是作者已经尽了当前的任务，也是对于压迫者的答复：文学是战斗的！”从这一段话，可以看出《电网外》发表后的巨大影响。其它如《向导》一篇，写刘翁妈牺牲生命引白军进入绝境，对觉醒起来了的老一辈农民坚强的性格，有着更直接的描写。
收在短篇集《山村一夜》中的《山村一夜》一篇，是叶紫的另一重要作品。故事是在深山的风雪之夜里由一个孤独的老人桂公公讲出来的：一个胆小怕事、受地主阶级欺骗的老汉首告自己参加革命的儿子，以为因此可以受到宽恕，实际上却把儿子送进虎口，使他立即被敌人杀害。从桂公公的激动的语调里表现了作者对旧世界的强烈的愤恨伦理关系始于家庭，推及社会，构成彼此相通的情谊关系。，而老汉的畏蕙愚蠢和他的儿子文汉生忠于革命事业的高贵品德，也很清晰地显示了出来。放弃对于敌人的任何幻想，坚决地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农民的真正出路，这是在叶紫作品的真实具体的艺术形象里曾经反复证明的生活真理。
叶紫的作品较之同时代描写农村生活的作品，具有更鲜明更深刻的时代特色。他不仅写出了旧中国农村的残破和贫困，还写出了农民在血腥斗争中的胜利和光明的远景。他的故事所描写的，不是局限在某一地区的孤立的、偶然的事件，而是和整个时代的革命暴风雨紧密地联系着的、按着生活的客观规律正在出现的事实。他不仅写了老一代的农民分析或阐释词或概念的细微差别，能揭示语言的多种功能。形，还塑造了已经走上革命道路的青年一代农民的形象；在老一代农民中，他又不仅写了他们的苦难和保守，而是写了他们的觉醒和新生。在他的人物身上，总是闪烁着强烈、浓郁的革命乐观主义的色彩。他说过：自己的内心燃烧着“对于客观现实的愤怒的火焰”，他从事文学创作，就是要“刻划着这不平的人世，……一直到人类永远没有了不平！”(注：《我怎样与文学发生关系》，生活书店《我与文学》1934年版第41页)这样一种革命的激情和信念，促使他在作品中努力反映旧社会的必然灭亡和新社会的必然诞生，它们不惟使人读了愤怒，同时也使人读了鼓舞，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敌人百般摧残下所取得的坚实的成绩。
叶紫还写过一些散文。一九三六年，他曾将它们辑成《叶紫散文集》，却因为抗日战争爆发，未能正式出版。其中所写各篇，大多取材于包括他在旧军队那段生活在内的实际经历。抗战爆发后施蒂纳（MaxStirner，1806—1856）卡斯巴尔·施密特，叶紫由上海返回湖南故里。当他开始撰写酝酿多年的长篇小说《太阳从西边出来》，仅仅写了四万余字，贫病交迫的生活就夺去了他年轻的富有才华的生命。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不小的损失。
以反映土地革命而受人注意的另一作者是丘东平(1910—1941)。他的家乡广东陆丰县，曾是农民运动较早蓬勃兴起的地区之一。东平少年时期在儿童团中受过革命教育。一九二八年春，他参加彭湃领导的“海陆丰起义”，并在革命政权中做过工作。海陆丰苏维埃运动失败后，他过着艰苦的流浪生活现无产阶级的解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8，也曾在十九路军中任职，参加过上海“一二八”和热河抗日战争。这些切身经历，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比较扎实的基础。一九三二年，当他在“左联”培养下开始发表《通讯员》等短篇小说时，就以农村革命生活的真实描写引起了人们的重视。《长夏城之战》和《沉郁的梅冷城》两集中的作品，讲述着红色区域发生的一个个动人故事，刻划着各式各样平凡而又坚强的战斗者的形象。《多嘴的赛娥》写一个在旧社会备受虐待与欺凌的童养媳，为完成革命任务而献出生命；这个向来被人误认为“多嘴”的人物，被敌人抓住后，“坚决地闭着嘴，直到被处决”，不曾丝毫吐露“身上所携带的秘密”。《红花地之守御》速写式地描画了一个平易近人、豪爽乐观的地方武装指挥员，在一次防御战中出色地指挥队伍，消灭了数倍于自己的敌人。《一个小孩的教养》叙述一个天真少年在反动的保卫队面前因缺少警惕，致使其父惨遭杀害的故事，既反映了根据地人民对革命政权的密切支持，也表现了敌人的无比奸诈与凶残。《中校副官》则借抗日前线国民党军队中一个正直、爱国的军官的被杀，揭露了蒋介石媚日反共的真面目。东平的小说注重客观描绘，绝少主观抒情议论。作者重视人物性格的刻划。但有时由于对人物气质把握得不很准确，以致在某些形象身上出现一种近乎神经质的毛病(如《通讯员》一篇中，主人公林吉因护送任务未完成，而痛苦到了竟至于自杀的地步)。
“左联”培养的青年作家中，发生较大影响的，还有周文(何谷天，1907—1952)。他曾在川康边区的军阀队伍里生活过，作品也大多取材于旧军队和地方政权人格化。，描写了上层的倾轧和下层的受苦；但又不限于这类题材，在短篇中还展现了社会许多角落的众生相。在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七年的四五年间，周文先后写有《分》、《爱》等四个短篇小说集，中篇《在白森镇》，长篇《烟苗季》(注：《烟苗季》共十二章，先以《烟苗季》为题，出版了前八章，后四章，作为《烟苗季后部》另行出版)。他说过：“从现实主义在中国被提出来”以后，他对这种创作方法“不断地在研究和探讨”(注：《我怎样写〈山坡上〉的》)。这种努力，得到了鲁迅的关怀和支持。他的小说，着重人物性格的刻划(如《一天几顿》、《陈司事》等)和环境氛围的渲染(如《热天》、《父子之间》等)，没有什么复杂的情节。不少短篇，往往近乎生活速写和人物素描。优点是写得生动细腻，富有生活气息，尤其是善于捕捉人物微妙的心理活动，具有个人的特点；但有些篇章所展示的社会画面不够广阔，思想深度也嫌不足。在他的创作中，留有旧现实主义的明显影响。这位曾经十分勤奋“多产”的作家(他还因此把一个集子取名《多产集》)，抗战爆发后，主要从事其他革命工作，除中篇小说《逃亡者》外，不再有多少创作问世。
虽非“左联”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