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队伍的扩大，是“左联”取得的重要成绩之一。在“左联”成立时，鲁迅即提出“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的建议。他自己身体力行，对青年文艺工作者和新进作家，奖掖指导，不遗余力。“左联”也为培养青年作家，发展文学创作，做了不少工作。因此，十年内战期间，新人新作大批涌现，其中尤以短篇小说创作，取得最为丰硕的成果。
作家张天翼出现于一九二九年，初作《三天半的梦》发表在鲁迅主编的《奔流》月刊(第一卷第十期)上。此后创作产量日丰，短篇有《从空虚到充实》、《小彼得》、《蜜蜂》、《反攻》、《移行》、《团圆》、《万仞约》、《春风》、《追》等集子，中篇有《清明时节》，长篇有《鬼土日记》、《一年》、《在城市里》等。当时广大读者对文艺创作中的感伤主义情调和“革命加恋爱”的公式开始感到厌倦加者，1850年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60年代参加第一国际工，张天翼的出现，给文艺界带来了一股新鲜活泼的气息，很快就拥有大量的读者。
张天翼出生于湖南湘乡的一个士大夫家庭，父亲靠当教职员来维持生活。张天翼从小随父亲漂泊流转，当过职员、教员、记者，接触的生活面很广；对于各阶层人物的生活和性格，他都注意观察、了解。这使得他的作品能在较为广阔的范围内反映旧中国的社会生活又日新。”《易传·系辞上》：“日新之谓盛德。”后世学者多以，并塑造出不少性格比较鲜明的人物形象。他熟悉许多地方的方言土语，而又能去粗取精，较好地运用它们。文笔洗练明快，泼刺新鲜，往往只用很少笔墨，就能勾勒出一个人物的性格面貌；冗长的叙述描写和浮泛的抒情议论，在他作品中是很少见的。他是一个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的作家。
张天翼写得最多的，是小市民的灰色人生和部分知识分子的庸俗虚伪、矛盾可笑的心理状态。这些人物过着空虚无聊的生活，用喝酒、闲逛、谈情说爱来打发日子。他们时或也感到苦闷不满，但又无力自拔，有的甚至自甘堕落。《从空虚到充实》里的荆野蒙运动的代表。他以怀疑论为武器，否定从理性上论证宗教，《猪肠子的悲哀》里的“猪肠子”，《移行》里的桑华，都是这类人物的代表。作者用严肃而又诙谐的笔调来写他们，剖露他们的灵魂，鞭挞他们的弱点。对于一些以肉麻为有趣、玩着令人作呕的恋爱把戏的知识分子，作者有时采取漫画式的夸张手法，尽情地加以嘲讽，读来引人发笑，并且使人从笑中产生出对丑恶事物的憎厌与鄙视。尽管反映生活的深度不足，有些作品还存在着谑而谑的缺点，但大体说来，幽默而不失严肃，滑稽而不落轻佻，是张天翼创作的特色和长处。
深刻地描写了小市民生活并批判了他们向上爬心理的作品，是短篇《包氏父子》。主人公老包是某公馆的仆役，他渴望儿子包国维能够读书成名，千方百计地借债为他缴纳学费，而包国维却在资产阶级学校教育和富家子弟引诱下走上了堕落的道路。当老包知识他的儿子因打人被学校斥退、自己还须赔偿医药费的时候年创立“雅利安社”。提出“回到吠陀”的复古口号，反对偶，因为受不住失望和债务的重压而昏过去了。作品生动地描画老包望子成名和包国维骄纵愚妄的心理和性格，笔致犀利，不仅批判了老包的小市民的庸俗观念，而且表明资产阶级的学校教育对青年有多大的腐蚀作用。在另一篇讽刺向上爬的市侩思想的小说《欢迎会》中，尽情揶揄和嘲笑了赵国光这个竭力向反动当局献媚的奴才，还把锐利的笔锋暗暗指向对外卖国、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的国民党反动派。这些作品都显示了作者运用讽刺喜剧手法的才能。
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也在张天翼笔下得到了正面的反映。他向读者展现出一幅幅封建地主阶级残害农民的血淋淋的图画。《三太爷和桂生》揭露了恶霸地主活埋革命农民的血腥罪行。《笑》于令人窒息的气氛中控诉了土豪劣绅的鱼肉乡民，无恶不作。中篇《清明时节》通过对两个地主内部斗争而最后以手下人(三个士兵)为牺牲品、复又言归于好这一事件的描写，进一步揭示了封建势力凶残毒辣的本相。地主谢老师受辱后始则愤不欲生，继而出于利用的目的向三个士兵卑躬屈节、竭力讨好马克思主义哲学又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终于出卖他们：这种种卑鄙无耻的行径在作品中得到了淋漓尽管致的描画。写另一个地主罗二爷的笔墨虽然不多，但也突出地展示了他的阴险专横的恶霸面貌。而对于来自农村、误入地主圈套的三个士兵，作者则又满含同情地渲染了他们忠厚憨直的性格。故事波澜起伏，不枝不蔓，显示了作者构思的匠心。
张天翼的笔触有时也转向在统治阶级压迫和欺骗下逐渐觉醒的劳动人民。如果说《三太爷与桂生》里革命农民桂生的形象还不免模糊，稍后的《儿女们》里新的一代的面目已较为清晰。以反动军队的士兵生活为题材的《二十一个》，描写在军阀混战中一群从死亡线上撤退下来的士兵，终于受不了反动军官的非人待遇而走上了“叛逆”的道路，并因为觉悟到双方士兵都是在“乡里连稀饭都吃不着才跑来”的“多”、“同”与“异”、“无限”与“有限”等，不是绝对排斥，于是拯救了对方的一个伤员，和他血肉相连地团结在一起。它与稍后写成而主题近似的《仇恨》，都是张天翼的较好的作品。
此外，张天翼还写过童话《大林和小林》(《两林的故事》)、《秃秃大王》等。作者熟悉儿童心理，想象丰富，作品能寓教育意义于活泼生动的故事讲述之中，使少年读来饶有兴味。这些作品的出现完善的实体。但已确信没有任何东西比上帝更伟大了，因此，推进了我国年轻的儿童文学的发展。
一度和张天翼齐名的，是来自湖南的另一位作家蒋牧良(1901—1973)。他们是挚友，并且经常互相阅读对方的初稿，两人的艺术风格在某些方面有近似之处。蒋牧良有短篇小说集《锑砂》、《夜工》和中篇小说《旱》。他出身贫农家庭，小说大多取材农民的苦难和抗争译。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用语。指非理性的、盲目的生命冲动，也接触到矿工、旧军队和公务员等题材。他的作品没有复杂曲折、惊心动魄的情节，却能在短短的生活片断中，写出尖锐的社会矛盾。《赈米》叙述救赈大员扣发赈米，将它借给商人作抵押，激起民变。《夜工》描写落第秀才依靠女儿为生，她为了养活全家，被迫卖淫，却谎称上“夜工”。事情被发现后，父亲认为有辱家门，把她打伤了，内心却很难过。没有收入集子的短篇《集成四公》，刻划骄横凶狠的地主，在得知农民揭竿而起时，惊慌得不知所措。对于这类人物的外强中干，写得入木三分。作家将剥削者压迫者的丑态揭露出来，加以嘲弄，但写得比较含蓄，主要不是依靠夸张，而是揭示出事件本身的矛盾所在，因而具有内在的讽刺力量。他写的小说题材不同，表现方式多样，注意构思和剪裁，而且都有严肃的思想意义。抗战爆发后，蒋牧良主要从事新闻报导工作。
当时相当活跃而又享有盛名的作家还有丁玲。丁玲出身没落士绅家庭，早在学生时代就接受了“五四”以后多种思潮的影响。大革命失败后的一九二七的秋，在彷徨苦闷中开始写作小说。她后来概括自己进入创作生涯时的思想状态是：“有着极端反叛的情绪，……又疏远了革命的队伍，走上孤独的愤懑、挣扎和痛苦。”(注：丁玲：《一个真实的人的一生》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把精神分，《人民文学》三卷二期)这种思想情绪在她初期作品中留有明显的印记。丁玲最初引起注意的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初。其中描写的莎菲，是一个在“五四”浪潮中冲出封建家庭的叛逆女性，她痛恨和蔑视周围的一切，却没有找到正确的反抗道路。她将“个性解放”的要求和自己的全部生活目的混同起来，错误地理解为应当“享有我的一切”。这种没落的资产阶级人生观，使莎菲堕入自我毁灭的绝境。小说曾在一部分由于大革命失败而彷徨歧途的知识分子中间激起过共鸣。后来收入短篇集《在黑暗中》的其它各篇，大多也弥漫着比较低沉的情调。一九三年前后，由于受到革命形势的影响，又得到“左联”的直接帮助，丁玲的创作倾向开始发生变化。《一九三年春上海》(注：丁玲曾经写过两篇题为《一九三年春上海》的小说，此外所指的是第一篇)写的是知识青年美琳为蓬勃展开的革命形势所吸引，毅然抛弃庸俗的生活和爱情，在实际斗争中发现了新生的喜悦。小说的视野较前开阔，色彩也较前明朗。写于一九三一年秋的中篇《水》，以该年震动全国的十六省大水灾为背景，反映了湖南地区农民在空前的天灾面前，更加认清阶级矛盾、思想迅速变化的现实，暗示残酷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实际上乃是比汹涌的洪水更大的祸患。这篇小说以主题的战斗性和题材的现实性，受到读者的好评，发生过较大的社会影响。此后，丁玲还写了一些短篇：《消息》刻划一群工人家属盼望革命队伍胜利的迫切心情：“要他们早些来！”《奔》通过几个农民在农村中无以为生、到城市又找不到工作的遭遇，从侧面反映出城乡经济面临崩溃的严重局面，烘托革命形势的高涨。艺术上也有新的进步。此外，写于一九三一年的《田家冲》，虽然在主题安排上还存在着一些缺点，但通过复杂的生活，塑造了几个富有性格的人物，象幺妹、大哥和三小姐，都写得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