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深入。这些作品大多截取和再现现实中一个片断，篇幅短小，少有尖锐的戏剧冲突，但生活气息浓厚，口语的运用颇为出色。如果说浅草——沉钟社一部分成员在创作方法上倾向于浪温主义，杨晦的独幕剧却有较多现实主义的成分。

    “五四”以后恋爱婚姻题材曾风行一时，这和青年男女渴望挣脱旧礼教束缚有关。但末流所趋，歌咏爱情成为滥调，也便失去反封建的意义。一九二二年由应修人(1900—1933)、潘漠华(1902—1934)、冯雪峰(1903—1976)、汪静之四人成立于杭州的湖畔诗社，是被称为“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注：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的一伙。他们曾先后出了《湖畔》、《春的歌集》两部合集，汪静之还写有诗集《蕙的风》和《寂寞的国》。这些作品大多是行数不多、专咏爱情或写刹那间感受的小诗，如“悔煞许他出去，悔不跟他出去。等这许多时还不来，问过许多处都不在”(注：应修人：《悔煞》)；或是“杨柳弯着身儿侧着耳，听湖里鱼们底细语；风来了，他摇摇头儿叫风不要响”(注：冯雪峰：《杨柳》)。汪静之的诗《伊底眼》、《过伊家门外》、《别情》等(均收入《蕙的风》)，以坦率地表现青年人的爱情心理而显示其特色，其中如：“我冒犯了人们的指谪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伊底眼是解结的剪刀；不然，何以伊一瞧着我，我被镣铐的灵魂就自由了呢？”曾在当时青年中引起过较大的反响。但个人享乐思想原是容易在另一情况下一变而为消极颓废的，到了一九二七年出版的《寂寞的国》，诗歌的思想内容便有了很大变化。那里充满世纪末的因个人目的不能达到而产生的对人世的憎恨。作者的人生观是：“时间是一把剪刀，生命是一匹锦绮；一节一节地剪去，等到剪完的时候，把一堆破布付之一炬！”(注：《寂寞的国·时间是一把剪刀》)这自然只会对读者产生消极作用。能够在爱情和大自然的歌唱中带出一点激愤之音的，是应修人的有些作品，如《听玄仁槿女士奏伽耶琴》、《江之波涛》、《黄浦江边》。但真正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狭窄的个人悲欢圈子的，却是潘漠华(潘训)。他虽然一面写着被人称为“最是凄苦”的《夜歌》等爱情诗，却也同时在小说《乡心》、《人间》、《晚上》(注：发表于《小说月报》，后收入《雨点集》)和诗作《轿夫》中，真实地描绘了“五四”前后农业经济日益萧条的画幅，怀着深挚的同情写出了农村劳动人民的悲惨境遇，感人地塑造了阿贵、火叱司等劳动者的形象。这些在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三年的文坛上都是不可多得的作品。

    创作上发生过一定影响的，还有新月社。作为资产阶级的文学流派，新月社早期曾在一个短短的时间内表现过对社会现实的关切和反军阀统治的愿望，但也同时流露了浓重的唯美、感伤和神秘倾向；后期(以《新月》月刊的创刊为标志)则趋于没落反动，不过具体成员的创作情况又很不相同。

    闻一多(1899—1946)是新月社所编刊物《晨报副刊·诗刊》中的积极活动者和新格律诗的主要倡导者。出身于湖北浠水的“世家望族，书香六第”，幼年即爱好古典诗词和美术。一九一三年考入清华学校，一九二二年毕业后赴美留学。在清华学校所受的九年美式教育，在美国三年研习绘画、文学、戏剧的生活，使他深受唯美主义思想的影响，崇拜济慈与李义山，立志作“艺术的忠臣”。一九二三年出版的诗集《红烛》，就有对死于幻美的追求者的歌颂(《李白之死》)，玩赏剑匣而致“昏死在它的光彩里”的愿望(《剑匣》)，以及对色彩的甚于一切的赞美(《色彩》)；这些都较为突出地表现了唯美的倾向和浓丽的风格。但闻一多的文艺思想和创作倾向并不是单一的。正象他在给友人信中所说的：“现实的生活时时刻刻把我从诗境拉到尘境来”(注：分别见《闻一多全集》第3册庚集第17页和第69页)。国外所受的民族歧视，国内军阀的罪恶统治，都激起了作者强烈的爱国热情。他在一九二三年一月的家书中说：“一个有思想之中国青年留居美国之滋味，非笔墨所能形容。……我乃有国之民，我有五千年历史与文化，我有何不若彼美人者？将谓吾人不能制杀人之枪炮遂不若彼之光明磊落乎？”(注：分别见《闻一多全集》第3册庚集第17页和第69页)诗人把自己这种感情比喻为“没有爆发的火山”(注：给臧克家的信，见《闻一多全集》第3册庚集第54页)。但实际上，这股火早已在他不少诗歌中迸射而出。《孤雁》对“喝醉了弱者底鲜血”然后成为世界“鸷悍的霸王”的美国侵略势力作了揭露；《忆菊》对“祖国底花”和“如花的祖国”热情地加以赞美；《太阳吟》中，诗人由于对祖国的热切思念，竟产生出如此神奇瑰丽的想象：

    太阳呵——神速的金乌——太阳！

    让我骑着你每日绕行地球一周，

    也便能天天望见一次家乡！

    这种热爱祖国的“火”，在一九二八年出版的《死水》集中，燃烧得更为旺盛。除了语言的凝炼和格律的整饬以外，《死水》的内容也更充实。《祈祷》、《一句话》响亮着民族的庄严声音。《洗衣歌》正气凛然地斥责了充塞于美国社会中的种族歧视和铜臭血腥。长期以来民族的屈辱和悲愤，使诗人预感到沉默中正在蓄积着的伟大力量：“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说不定是突然着了魔，突然青天里一个霹雳，爆一声：‘咱们的中国！’”诗人对祖国命运、民族前途如此充满深情，他坚信：一旦“火山忍不住了缄默”，就会使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发抖，伸舌头，顿脚”。然而，期望愈深，失望也愈痛苦，当诗人踏上多年怀念的祖国大地时，他无比沉痛地写下这首《发现》：

    我来了，我喊一声，迸着血泪，

    “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

    我来了，因为我听见你叫我；

    鞭着时间的罡风，擎一把火，

    我来了，不知道是一场空喜。

    我会见的是噩梦，那里是你？

    那是恐怖，是噩梦挂着悬崖，

    那不是你，那不是我的心爱！

    我追问青天，逼迫八面的风，

    我问，拳头擂着大地的赤胸，

    总问不出消息；我哭着叫你，

    呕出一颗心来，——我在心里！

    这真是闻一多式的爱国诗篇！感情是如此炽热，又如此深沉，如此浓丽，又如此赤诚！它既具有屈原以来古典浪漫主义诗歌的传统特色，又表现出诗人闻一多的鲜明个性。回国后正视现实的切实态度，使诗人在《荒村》、《天安门》、《飞毛腿》等诗中，对军阀统治下人民的苦难生活直接作了描绘。《静夜》则表现了诗人对祖国和人民命运的深沉关切。尽管周围是洁白的灯光、“贤良的桌椅”、古书的纸香、孩子的鼾声，一片宁静幸福的景象，但是诗人的世界却不在这小小的斗室之内，他宣布：“静夜！我不能，不能受你的贿赂。”

    谁希罕你这墙内尺方的和平！

    我的世界还有更辽阔的边境。

    这四墙既隔不断战争的喧嚣，

    你有什么方法禁止我的心跳？

    反对只歌唱“个人的体戚”，正是诗人最可贵的精神。这促使他不肯与国内外反动势力同流合污，并且在后来经过长期摸索而终于毅然地走上民主战士的道路。但在二十年代，诗人所采取的狭隘的“国家主义”立场，却防碍了他跟人民革命主流的结合。在他对民族文化传统的赞美中，多少流露着怀古和夸耀“家珍”的情绪，而对人民苦难的同情，也没有能够超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范畴。这些思想局限，使诗人在诅咒“绝望的死水”之后，仍只得“让给丑恶来开垦”。闻一多曾于一九二七年春赴武汉参加革命宣传工作，但不久又退缩回来，度过了十几年的书斋生活。自抗战后期起，诗人在革命浪潮推动下，终于投身民主运动，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写下了永放光辉的不朽诗篇。

    闻一多的诗，能诚挚地表现出诗人的率真性格与坦荡心灵，和读者亲切地进行思想感情上的交流。如《口供》一首：

    我不骗你，我不是什么诗人，

    纵然我爱的是白石的坚贞，

    青松和大海，鸦背驮着夕阳，

    黄昏里织满了蝙蝠的翅膀。

    你知道我爱英雄，还爱高山，

    我爱一幅国旗在风中招展，

    自从鹅黄到古铜色的菊花。

    记着我的粮食是一壶苦茶！

    可是还有一个我，你怕不怕？——

    苍蝇似的思想，垃圾桶里爬。

    这种自我解剖的诚恳态度，表现了诗人极可宝贵的纯正品格，也成为他后来能阔步前进的一个重要条件。闻一多不但是新格律诗理论的倡导者，也是多种诗歌格律的积极尝试者。以诗集《死水》为代表的一些诗歌，结构谨严，形式整齐，音节和谐，比喻繁丽。这些特色的形成，固然有西方诗歌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又得力于我国古典诗歌的滋养。闻一多对我国新诗格律的探索，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月派”的真正代表诗人是徐志摩(1896—1931)。他在回国后初年所写的一些诗文，还多少表现了一些积极向上的倾向。一九二五年出版的诗集《志摩的诗》，虽然大部分只是关于爱情和人生的玄想，时复流露着感伤、凄惘和神秘的色彩(如《落叶小唱》、《沪杭车中》、《常州天宁寺闻礼忏声》)，但也有一些内容比较健康，格调明朗，表现形式活泼的诗。《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是对当时“容不得恋爱”的社会的反抗，《太平景象》揭示了军阀混战所造成的惨象，《雪花的快乐》、《沙扬娜拉》、《她是睡着了》等诗语言清新、比喻贴切，具有轻柔明丽的风格。但在另外一些诗中，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消极性也有所暴露：《“一条金色的光痕”》借被施舍者之口，对一个“体恤穷人”的阔太太作了肉麻的歌颂，《残诗》则为清王朝及其宫廷的衰败表示叹息。而《婴儿》一首，又表现了对理想中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期待。一九二五年以后，随着工农革命运动高潮的到来，徐志摩预感到在中国建立英美式资本主义制度的幻想已经破灭，于是一方面在《莫斯科》、《血》、《罗曼罗兰》等不少散文中正面反对暴力革命，攻击“反对帝国主义”和口号，另一方面又开出了一张“莫遗忘自然”的“药方”，提倡“性灵”，写出《我所知道的康桥》和诗集《翡冷翠的一夜》(注：该集里也有几首具有现实内容的诗，如《大帅》、《庐山石工歌》，但都作于一九二五年革命高潮到来以前)等作品。在这第二本诗集中，早年诗中某些面对现实的开朗色调已经消褪，而神秘、蒙胧、感伤、颓废的倾向则大为发展。一九二八年以后写的《猛虎集》，则更发展到污蔑革命、辱骂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美化黑暗现实、歌颂空虚与死亡的地步。作为中国资产阶级在文学上的一个代言人，徐志摩由最初幻想实现英美式制度，而后在人民力量发展的情况下惧怕革命并进而反对革命，最后至于颓唐消沉——这一发展是有轨迹可寻的。在艺术形式上，《再别康桥》等诗音节和谐，意境优美，的确有可取之处，但愈到后来，由于政治思想日趋反动，技巧的讲究也就愈陷入形式主义，成为对浓艳、晦涩的刻意追求，艺术上的长处也逐渐消失。影响所及，甚至使“新月派”某些成员的诗成了难懂的谜语。

    一度参加新月社活动而较有影响的诗人还有朱湘(1904—1933)。他的诗作分别收入《夏天》、《草莽集》和《永言集》，而以《草莽集》为其代表。集中往往以不多几行的小诗形式，歌唱青春的热情，游子的哀怨，愤世者的孤高以及含有哲学意味的思索，于精心的构思中显示了倩婉轻妙的特色。此外，还有一些恋情诗(如《情歌》)和爱国诗(如《哭孙中山》和《永言集》中的《国魂》、《关外来的风》)。这些诗大都语言明畅，有节奏美，较多接受古典词曲的影响，同时又注意吸取了民歌和口语的成分。体式多样，格律也比较自然。以爱情悲剧故事《王娇鸾百年长恨》为本事而写成的《王娇》一诗，体现了“五四”以后知识青年纯真的爱情理想，长达九百行而韵律整饬，在当时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尝试。《石门集》中所收一九二七年以后的诗，过事雕琢，伴随着内容的空虚，诗风乃流于枯涩。

    此外，作为一种流派构成当时诗歌发展中逆流的，有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派。他们接受法国象征诗派的影响，讲求感官的享受与刺激，重视刹那间的幻觉。不同于“新月派”重视音节美的主张，象征派否定诗歌与音乐的关系，完全把诗看成为视觉艺术。其作品有所谓“观念联络的奇特”：单独一个部分一个观念可以懂，合起来反而含意难明。他们虽也象“新月派”一样讲究比喻，却到了令人无法捉的摸地步。李金发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出版的《微雨》、《为幸福而歌》、《食客与凶年》，据说“能表现一切”，但实际上大多是一组组词和字的杂乱堆砌，连句法都不象中文。这种畸形怪异的形式，除了掩饰其内容浅陋之外，正便于发泄他们世纪末的追求梦幻、逃避现实的颓废没落的感情。《有感》(《为幸福而歌》)一诗中所谓“如残叶溅血在我们脚上，生命便是死神唇边的笑”，《过去与现在》(《微雨》)一诗中所谓“找寻生的来源，与死了凄寂的情绪”，便可作为代表。在我国新诗发展过程中，象征派所起的作用是反动的。稍后的“现代派”诗人，虽然创作倾向跟法国象征派也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但诗的内容已较明白好懂，而且也确实有几首好诗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