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而外，在众多的文学社团中，创作活动上曾经产生过一定影响的，还有语丝、未名、沉钟、新月等社团。

    《语丝》“周刊上的文字，大抵以简短的感想和批评为主”(注：《发刊词》，载《语丝》创刊号)。它曾设“随感录”、“闲话”等栏，针对时弊，登载大量杂感淮南子西汉淮南王刘安集宾客苏非、李尚等人著作而成。，也发表过不少散文和其他作品。对于这些文体的倡导，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因而有“语丝派”之称。被称为这派“主将”的鲁迅，除在周刊上发表过《高老夫子》、《离婚》等小说外，还写了后来收在《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三闲集》里的许多杂感以及散文诗《野草》。在鲁迅的支持和影响下，《语丝》注重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形成了一种“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注：鲁迅：《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的战斗特色。在一九二四年末因驱溥仪出宫而跟“遗老遗少”们进行的斗争中，在一九二五年“五卅”之后动员舆论反对日、英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在一九二六年揭露段祺瑞政府“三一八”血腥屠杀的斗争中，《语丝》一直站在进步阵营方面。以鲁迅为首的钱玄同等社员以及刘半农、郑振铎、朱自清等社外进步作家均曾撰文，参加对反动势力的讨伐，配合了当时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在揭露《现代评论》经济上受军阀政府津贴、政治上取媚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方面，《语丝》的袭击尤为猛烈。正是从这一系列斗争中，刊物本身也形成了一种以文艺性短论和随笔体散文为主要形式，风格泼辣幽默的“语丝文体”。语丝社成员一部分发表在早年的《晨报副刊》和稍后的《京报副刊》上的文字，风格也大都与此相近。即如孙伏园的散文《南行杂记》、《长安道上》等篇，名为游记，仍以描摹世态人情为主，记叙中夹着议论，对腐败污浊的社会现象多所抨击，极少山水景物的单纯描写。语丝社这种注重社会批评的文体，为后来“左联”时期战斗性小品文的发展开了风气。

    但《语丝》上也还有另一种倾向，即周作人所提倡的风格冲淡、内容空疏的小品文。周作人(1885—1968)对于文学很早就抱着聊以消遣的想法，自说只求“在文艺里找出自己的心情”，“此外并无别的目的”(注：周作人：《自己的园地·序》)。他写了大量散文。从《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到一九二七年编定的《谈龙集》、《谈虎集》，在这些早期的散文集里都相和胶西王相。曾向汉武帝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尚有不少文字(如《碰伤》、《沉默》等篇)能够在闲话清谈的形式中暗寓讥刺，在即兴随缘的外衣下隐含愤懑，表现了发扬个性、反对压制、不满军阀统治、嘲讽传统道德的内容。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消极的篇什，露出了“五四”浪潮过后由于政治上不断后退而发展起来的调和妥协的倾向：一反“五四”初期具有一定进步倾向的“平民文学”主张，转而认为“从文艺上说来，最好的事是平民的贵族化”(注：《自己的园地·贵族的与平民的》)；与林语堂互为呼应地提倡“中庸”与“费厄泼赖”(注：《答伏园论“语丝的文体”》，《语丝》第54期)；表示不屑“跟着街头的群众去瞎撞胡混”，宁可“在十字街头造起塔来住”(注：《十字街头的塔》，《语丝》第15期)。而在《夏夜梦》、《托尔斯泰的事情》等文中，公然歪曲和攻击苏俄的产品分配制度、出版物审查制度、无产阶级及其阶级斗争的理论。他的随笔体散文(《雨天的书》、《泽泻集》是其代表)大都跳不出身边琐事的圈子：“谈酒”、“喝茶”、“苦雨”、“怀旧”、“故乡的野菜”、“北京的茶食”，技巧娴熟而意味消沉。《过去的生命》集中所收早年的白话诗，较多表现“五四”前后知识分子的苦闷与思索，其代表性作品如《小河》、《歧路》等曾在发表时产生较大影响，但其总倾向亦如作者自述：“与我所写的普通散文没有什么不同。”(注：《过去的生命·序》)“三一八”死难烈士的血并没有真正激发起周作人的正义感，和鲁迅的不满于请愿而要求更猛烈的斗争不同，他只得出了爱国群众乃“不自主地被毁于无聊的请愿里”的污蔑性结论(注：《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语丝》第72期)。“四一二”以后，周作人变本加厉地追求闲适，迷恋骸骨，弄骨董，选“笑话”，在风沙扑面的时代里提倡“闭户读书”的哲学，以与左翼文艺阵营相对抗；引朋结帮，制造了大批消磨读者战斗锐气的精神麻醉品。周作人之从’语丝派”右翼而终于在抗战爆发后甘心附逆、堕落为民放罪人，正是他坚持背离人民的反动立场的结果。

    《语丝》刊登小说不多，间或在这上面发表短篇的有冯文炳、许钦文等。冯文炳(废名，1901—1967)的短篇初刊于《努力》周报，而从发表于《语丝》的《竹林的故事》起，始显出特色。其作品多写乡村儿女翁媪之事主张“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认为既要重王道，又，于冲淡朴讷中追求生活情趣，并不努力发掘题材的社会意义，虽不小说，实近散文。这种风格的形成，正是作者逃避现实斗争的结果。其初作如《讲究的信封》、《浣衣母》等，内容虽嫌贫薄，尚有某些进步倾向。此后的作品如《桃园》和《枣》、《桥》等，却在周作人影响下，专写家常言谈琐事，忽视作品的思想作用，而以表现朦胧的意趣为满足，语言的雕琢也日趋生涩古怪，令人难于捉摸。这种迷离恍惚的情调，对于读者，正如鲁迅所说：“只见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且介亭杂文二集》)而已。

    到一九二七年已出版了短篇集《故乡》、《毛线袜》和三个中篇的作者许钦文，亦写乡村人情世态，但与冯文炳颇为不同。早年发表于《晨报副刊》的作品，虽然技巧显得幼稚，人物形象也较为模糊唤起自己的灵魂对理念世界的回忆，就能获得真理。把“辩，但《疯妇》以及《石宕》(注：载《莽原》半月刊第13期)、《元正之死》(注：载《语丝》第103期)诸篇，笔墨已伸向农村劳动者悲惨的处境。稍后的中篇《鼻涕阿二》失之拖沓，通过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女主人公菊花身世的描述，却又较为真切地表现了浙东农村的落后习俗和传统心理。作者还写过为数较多的取材于知识青年生活的作品，着重表现男女间喜剧性的感情矛盾，或对自私不健康的恋爱心理给以讽刺，显示了诙谐含蓄的风格(如《理想的伴侣》、《口约三章》、《妹子的疑虑》)。但这类作品开掘不深，讽刺之中又不无欣赏，大多社会意义较弱。《表弟底花园》写出一个想有作为而终于被环境压折了的知识青年的形象，揭示了潜藏于当时年轻人内心深处的悲哀，是其中较为可取的一篇。

    与语丝社同时展开活动的未名社，曾在鲁迅的热情帮助培养之下，出现过一批青年作者。他们的创作，大多发表于《莽原》、《未名》等刊物上，成集后分别收入鲁迅所编的《乌合从书》与《未名新集》两套丛书中。

    台静农是未名社的主要作者。收入《地之子》中的十四篇小说，“从民间取材”，以朴实而略带粗犷的笔触描出一幅幅“人间的酸辛和凄楚”的图画。这里有因全家惨遭兵祸、发疯致死的老妇(《新坟》)，有“冲喜”后即守寡、成为封建婚姻牺牲品的村姑(《烛焰》)，有为饥荒所逼、忍痛典卖亲人的尘世惨剧(《蚯蚓们》)，有被富豪霸妻、自身又复入狱的人间不平(《负伤者》)，也还有在绝境中挣扎、以至铤而走险的人物(如《红灯》)。这些对当时农村现实作了素描式反映的作品，虽然深度尚嫌不足，但富有生活实感。尤其是《天二哥》、《拜堂》等篇，乡土风习，掩映如画。“在争写着恋爱的悲欢，都会的明暗的那时候，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也没有更多、更勤于这作者的了。”(注：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这正是《地之子》这部短篇集最为可贵的地方。台静农台来还有短篇集《建塔者》(一九二八年作)，揭露新军阀的血腥统治，歌颂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的革命志士，表现了如《建塔者》一篇中所提示的：“我们的塔的建成，是需要血作基础的”这一战斗的主题。这是作者政治上更趋激进的产物。但由于生活不足，人物形象较之以前诸作反显苍白。作者早年还写过一些散文。发表于《莽原》上的《铁栅之外》、《梦的记言》，抒写了“五卅”之后北方学生运动的或一侧面，文字简洁可取。此外，未名社作家中从事创作的还有李霁野。他的《嫩黄瓜》、《微笑的脸面》等篇(均收入短篇集《影》中)，或则通过知识青年的爱情失意以抒写哀愁，或则追忆出征军人的临别微笑以表示反战，落笔谨严，感情“深而细，真如数着每一片叶的叶脉，但因此就往往不能广”(注：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这是对李霁野作品的一个确切的评价。

    也是由一批文艺青年组成的沉钟社，创作倾向与未名社不同。他们多以知识青年的生活为题材，直抒对现实的不满，热烈而又悲凉，虽然极力要“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而又往往成为鲁迅所说的“饱经忧患的不欲明言的断肠之曲”(注：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初时技巧不免幼稚，但逐渐有着进展。陈炜谟、陈翔鹤都是小说方面的作者。陈炜谟(1903—1955)有短篇集《炉边》，人物都是一些“从未受人爱抚”者，他们“在寂寞中生下来，在寂寞中长大，也要在寂寞中埋葬”(注：《炉边·寻梦的人》)。作者在书前小引里说“要试验我狭小的胸怀对于外来的苦恼的容量”，这就更加使作品浸润着一种无可排遣的孤寂的感情。出现在陈翔鹤(1901—1969)作品中的，大多是一些忧郁悲观而又苦苦挣扎的知识青年，他们受环境冷遇，与环境对立。这些人物带有较多的作者自身的投影。其中《悼——》、《不安定的灵魂》等篇(均收入小说集《不安定的灵魂》)，虽然因缺少提炼而比较拖沓，但仍塑造出了几个真实可信的青年男女的形象。《浅草》、《沉钟》上也有正面接触社会现实的作品，陈炜谟写的《狼筅将军》、《烽火嘹唳》曲折地反映了军阀战乱下蜀中人民的苦难，高世华写的《沉自己的船》进一步描绘了一幅船民起而抗争、宁与压迫者同归于尽的壮烈图景，“齐向死里去求活”——英勇而仍不免悲凉。

    冯至是浅草——沉钟社主要成员之一。收进《昨日之歌》中的诗，基本主题是青春和爱情的歌唱，也间有对贫苦者表示同情的篇什(如《晚报》)。语言于整饬中保持自然，感情细腻真挚，但大多蒙染着一层“如梦如烟”的哀愁，读来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怅惘的情调。如《我是一条小河》的第一段：

    我是一条小河，

    我无心由你的身边绕过——

    你无心把你的彩霞般的影儿

    投入了我软软的柔波。

    感情那么真挚，偏又出于无心。愈是无心愈见真挚。而这也正是诗人冯至苦恼的由来。这种感情还见于《蚕马》一诗三个起段里反复吟唱了的两句话：“只要你听着我的歌声落了泪，就不必探出窗儿来问我‘你是谁？’”何等热烈！但又何等冷漠！深刻的构思使诗人逮住了这个意境，但这又不是单凭艺术构思能够达到的，这是发自诗人内心的真切的语言。他歌唱的是个人的苦闷，客观上也是时代的苦闷，不必“问我‘你是谁？’”在另一意义上正好说明了这一点。这是“五四”以后已经觉醒而尚未能突破个人生活圈子的知识青年们共同的感情。作为冯至的特点则是感受的深切和表现的浓烈。诗人曾说他的“寂寞是一条长蛇，冰冷地没有言语——”，而这条无言的长蛇实际上并不冰冷，它“害着热烈的乡思”，它“想着那茂密的草原”，甚而至于：

    它月光一般轻轻地，

    从你那儿潜潜走过；

    为我把你的梦境衔了来，

    象一只绯红的花朵！

    尽管冯至诗作中低徊孤寂的情绪较浓，而这些地方，则又和《狂风中》期待有一位女神，把快要毁灭的星球，“一瓢瓢，用着天河水，另洗出一种光明”一样，流露出诗人对于幸福生活的渴望和企求。收在同一集子里的《吹箫人》、《帷幔》等，以叙事诗的形式，抒述几个来自传说的爱情悲剧，借此控诉了封建婚姻制度的罪恶，曲折地歌唱了青年男女的爱情理想。到了初步接触社会实际后所写的《北游及其他》集中的诗，就具有更多的现实内容。这里有“游行地狱”时所得的掠影(如《哈尔滨》)，有对“罪恶比当年的Pompeji(注：Pompeji(庞贝)，古罗马名城，它有很高的文化，但人们生活极端奢侈淫佚。公元七十九年因附近火山爆发，全城湮毁，其遗址到十八世纪才被发掘出来。)还深”的腐烂社会的诅咒(《Pompeji》)，也有对“西伯利亚大陆”“勇敢的实践”所作的赞美(《中秋》)。这些作品中所表现的思想感情已比先前阔大，但他使用的不是战鼓和喇叭，仍然是那支幽婉动人的笛子。他的诗作注意遣词用韵，旋律舒缓柔和，有内在的音节美，而这些也正是鲁迅称他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注：《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的原因。

    沉钟社在戏剧方面的主要作者，是后来写过五幕历史剧《楚灵王》的杨晦。一九二三年最初发表于《晨报副刊》的四幕爱情悲剧《来客》，也渗透着感伤情绪。但稍后在《沉钟》上发表的独幕剧却显示了一种比较特殊的格调。《除夕》、《笑的泪》、《老树的荫凉下面》等剧均取材于下层人民的日常生活，以强颜欢笑的方式反衬出深藏的不幸和悲哀《庆满月》则在喜庆的命题下写出旧家庭争夺财产所造成的一幕惨剧，气氛阴森，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