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悼”的时候，给读者以革命的鼓舞。

    虽然《前茅》是写在诗人还没有投身实际革命斗争的时候，因为缺乏生活实感，有些诗不免给人以空泛的感觉；但在那黑暗如漆的反动年代里，这些粗犷有力的歌声和勇敢大胆的宣言，的确可以算是“革命时代的前茅”。

    写于一九二五年初春的《瓶》，是一组歌唱爱情的诗，除《献诗》外由四十二首短诗组成。浓郁浪漫的遐想和波翻浪涌的诗情，依然表现了诗人那种“火山爆发式的内发情感”，是“五四”时代精神通过诗人作品在另一方面的反映。不过部分诗篇受了唯美主义影响，有些地方还流露了缠绵悱恻的情调和人生如梦的感慨。

    诗集《恢复》出版于一九二八年，集中二十四首诗作，写在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最为严重的岁月里。诗人当时经历了一场大病。反动统治者的血腥屠杀和疾病的摧折并没有磨损他的革命意志，相反地，他用更高亢、更坚决、也更充实的诗篇对它们作了响亮的回答。

    从《我想起了陈涉吴广》和《黄河与扬子江对话(第二)》两首诗中，可以看到诗人经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参加实际斗争锻炼后政治认识的变化。与过去经常从神话传说中吸取灵感不同，《我想起了陈涉吴广》以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革命运动为题材，由陈涉吴广的“斩木为兵、揭竿为旗”联想到当前的农民和他们不能不革命的悲惨地位，不仅为当时农民的痛苦生活提出控诉，还揭示出造成这种痛苦生活的根源是由于在我国出现了“无数的始皇”——“外来的帝国主义者”和“他们拳养的走狗：军阀、买办、地主、官僚”。诗篇最后将“工人领导之下的农民暴动”誉为“我们的救星，改造全世界的力量”，这就清楚地说明他已看到了中国的政治出路。在《黄河与扬子江对话(第二)》中，也错扬子江之口对中国革命的真正力量作了歌颂，预言“三亿二千万以上的贫苦农夫”和“五百万众的新兴的产业工人”，是足以“使整个的世界平地分崩”的“最猛烈、最危险、最宠大的炸弹”。这种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使《恢复》中无论是对于革命情怀的抒写，或者对于祖国壮丽山川的描画(如《娥媚山上的白雪》、《巫峡的回忆》)，都贯串着昂扬的战斗精神。

    抒写革命情怀的诗在集中占最大的比重，也最具有诗人所说的那种“狂暴的音乐”、“螳鞑的鼙鼓”的战斗特色。当诗人看到“我们血染的大旗忽然间白了半边”，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敌人的屠刀下前仆后继地牺牲，他不能不感到苦痛和愤怒。但他没有悲观，更没有气馁。虽然“眼前一望都是白色”，但他“并不觉得恐怖”，诗人确信革命的火种是扑灭不了的，在反动派压迫下面，它将更加熊熊地燃烧起来。诗人激动地写道：

    要杀你们就尽管杀罢！

    你们杀了一个要增加百个：

    我们的身上都有孙悟空的毫毛，

    一吹便变成无数的新我。

    ——《如火如荼的恐怖》

    诗人这种坚如磐石的革命信心，主要是建筑在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思想战无不胜的伟大的力量上，建筑在共产党员同千千万万劳动人民血肉相连的关系上，同时也建筑在一切腐朽的没落的势力(尽管它表面上显得强大)必将灭亡、而一切正义的革命的力量(尽管它暂时处于弱势地位)必将胜利的这个历史发展的真理上。正是因为这样，诗人才能发出“不管目前的争斗是失败，还是成功，我们终会得到的是最后的胜利”(注：《恢复·电车复了工》)的豪迈的宣言。

    诗人还清醒地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并不是从天上落下，也不是由谁来恩赐，而是要通过不屈不挠的斗争来取得的。在漫漫的长夜里，只有经过顽强的斗争，胜利的明天才会来临：

    我已准备下一杯鲜红的寿酒，

    朋友，这是我的热血充满心头。

    酿出一片血雨腥风在这夜间，

    战取那新的太阳和新的宇宙！

    ——《战取》

    可以想见，当第一次大革命失败，蒋介石反动集团妄想将中国革命力量斩尽杀绝，而共产党人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领导人民继续战斗的一九二八年，郭沫若《恢复》的出版，该给了读者以多么大的鼓舞力量。

    也可以想见，当革命开始深入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以上海为中心正在大力倡导和展开，而“新月派”那种以雕琢华丽的形式掩盖其空虚腐朽的内容的诗歌正在泛滥的时候，《恢复》的出版，对中国新诗来说，起了一面激发斗志，一面抗击逆流的作用。

    《恢复》显示了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初期诗歌创作的实绩，是诗人郭沫若继《女神》之后对中国新诗的又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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