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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明白了，难怪在美斯乐、曼塘、塘窝，你绝对看不见罂粟花的罪恶身影。但是这并不是说，汉人与罂粟无涉。我说，这是不是说，在金三角，摆夷种鸦片，而你们汉人只做鸦片生意？
他不与我争论，这时候又来了客人，他忙着招待去了。我心中挂记河滩上尸体，欲拍照而不成，心中耿耿于怀。对我来说，照片比文字更重要，试想这本关于金三角的书出版时，附上现场照片，多么权威，多么有说服力！我暗暗下决心，不管怎样一定要拍，悄悄趁黑夜，用闪光灯偷拍，总不至于那些黑衣人通宵守着死人不睡觉，难道他们怕尸体飞走不成？这样一想，我就按捺不住，满心都是兴奋和刺激。我怕自己熬不住夜打瞌睡，泡了一杯酽酽的当地炒青茶，记了半夜日记。又换一件深色体恤衫，牛仔短裤，检查了相机和闪光灯，万事俱备，看看手表已经指着深夜两点半钟，我心里打着小鼓，手脚紧张得直打颤。我说服自己一定要冷静，要沉住气，然后悄悄摸出旅店。金三角所有旅店都一样，没有围墙，出入自由。
老天保佑，天上没有月亮，四周大山夹峙，所以到处很黑，基本上可以称作伸手不见五指。我发现自己不大适合做秘密工作，因为在黑暗中辨别方向很困难，又不敢开手电筒，野地里到处都差不多，转几个圈就晕头转向。我好容易摸上小桥，看看表，已经凌晨四点。我想这样更好，据说小偷作案一般都在下半夜，那是人们放松警惕的时候。下桥就离尸体现场不远，为了谨慎起见，我躲在桥下向河里扔了一块石头，这一招是从影碟中学来的，目的是试探有没有人打埋伏。
没有动静。
又扔一块石头，还是没有动静。我满心都是压抑不住的兴奋，我想自己注定要成功了！我猫着腰，迅速奔上前去，微微发白的河滩上，我已经隐隐看见那些无声无息的死人，他们好像一些不真实的道具或者河水冲下来的木头，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我心紧张得或者说刺激得快要跳出胸口，我这人的毛病，一取得成绩就控制不住自己，忘乎所以，不知天高地厚。原本计划是，按下一张全景就胜利大撤退，就算成功。可是一到现场我就贪婪起来，控制不住想要多按几张，拍局部，拍近景，拍特写，最多五分钟，不，三分钟！三分钟同半分钟有什么区别呢？
我把相机凑向尸体的面部，我模模糊糊看见死人的眼睛是半睁开的，也许还在动，不过没有关系，这都是天黑的错觉，并且我从不怕鬼。我相信将来的照片上，这人的眼睛一定像死鱼一样灰白和暗淡无光。我跪下一条腿，屏住呼吸，已经充足电的闪光灯亮着红色信号，我刚要按下快门，一件出乎意料和匪夷所思的事情突然发生了。这件事发生得那样迅速，就像大地开裂，飞机失事，令我完全没有准备和猝不及防！
天！死人居然坐起来，一下子抱住我的头！……
……
不难想象，我当场险些灵魂出窍，心脏窒息，变成一个真正的死人。我想我决不是一个优秀的士兵，我根本不懂搏击格斗之类战术，我只是一个四肢和体力都日渐蜕化的大陆作家。所以我基本上不堪一击，眼睛一黑就被按翻在地上。我听见自己那架日本“理光”自动相机重重砸在石头上，发出一声清脆而且凄惨的破裂声。我魂飞魄散，绝望地想完了，明天一早也许满星叠居民发现河滩上多了一具陌生尸体。他们见惯不惊，见怪不怪，只有野狗将为多了一顿肥美的人肉大餐而欢欣鼓舞。但是一座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国城市将因此多了一个寡妇，一双年迈老人将为失去他们亲爱的儿子而悲痛……
更重要的是，我的雄心勃勃的采访和写作计划将因此化为泡影，我的写作生涯将划上一个句号，我的读者将永远看不到这本书，我的一切冒险和努力将付诸东流前功尽弃。在这片异国他乡的土地上，我也许没有坟，没有名字，永远只是一个神秘的失踪者，一个谜，只有我自己知道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
我被捆住手臂，眼睛蒙上布条，我感觉自己像只结实的粽子。我什么也看不见，任凭一些很粗重的手在我背上推来搡去。我认为这是典型的黑帮手法，为的是怕俘虏看见什么不该看见的秘密。我浑浑噩噩，大脑一片空白，只嗅到空气中散发出一股浓重的人体汗臭味，还有枪械的机油和冷冰冰的铁腥味。我猜想那是一些体格粗壮的男人，在他们眼里，我一定是个神情沮丧而又可笑的俘虏。我绝望极了，四肢痉挛，就像怕冷一样打起抖来，如果此时有人对我头上开一枪，我相信自己一定麻木不仁，一点反抗都没有。
人只有到了这个地步，才知道自己多么软弱，多么身不由己！不知过了多久，我磕磕绊绊的脚步停下来，我感到脚下被什么东西又绊了一下，很硬，可能是门槛，所以我判断被带进一间屋子。屋子的空气滞重而闷热，散发出浓重的烟草味。一双手替我解下蒙在眼睛上的布条，我终于看见一束亮光，那亮光像太阳一样刺得我睁不开眼睛。等我渐渐适应光线，周围的东西清晰起来，我看见屋子里有桌子，椅子，也有床，有家具，不像审讯室，也不是地下室，那些地方容易让人引起恐怖联想。门口站着几个人，他们背着武器，都默不作声，因为光线暗淡，看不清他们的脸。我本想问问这是什么地方，但是想到自己不会当地话，就忍住了。
屋子外面响起脚步声，一个人噔噔地走进来，带来一股外面的山风和草木气息。我猜想这人是个头目，他穿一身黑衣服，没有带枪，也没有坐椅子，而是坐在桌子上。那些带武器的人都对他毕恭毕敬，说明他的地位在他们之上。头目背对我，低头点燃一枝香烟，喷出一口烟雾，然后把脸转向我。
我觉得做了一个梦，因为事情发生太突然，太不可思议，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大真实。这是拍电影？幻觉？还是明明白白的生活？
他的脸上现出惊愕的神情，这种吃惊一点不亚于我这个绝望的俘虏，他和我的问号都写在脸上。
我们几乎同时说：“怎么……是你？”
关于这个神秘的朋友，许多性急的读者会猜测他是谁，但是请原谅我暂时不能透露他的姓名，因为这将危及和损害他所从事的特殊工作。谢天谢地，他的奇迹般出现拯救了我，使得这天晚上的惊险故事发生戏剧性转折。他居然眯缝着眼睛，用警察那样的口吻教训我说：“你怎么跑到这种地方来？要是今晚我不在你的麻烦可就大了。”
我说你到底是干什么的？情报局？缉毒局？国家安全局？他根本不回答我的问话，吩咐手下人马上送我回美斯乐。我抗议说你们把我相机摔坏了，你得赔我，不过不赔也可以，你得让我重新拍几张照片。他冒火地说，你再到河滩上看看，还有什么尸体吗？告诉你，什么也没有！
我气坏了，我说你妈的还算朋友吗？这点小忙都不肯帮，你把我的计划都毁了！他也发火了，拍着桌子说你瞎掺乎什么？你知道这是多重要的行动？联合国禁毒署都来了人！……你快走吧，不要对任何人讲你看见什么，不然最好结果也是驱逐出境！
我被吓住了，驱逐出境不是好玩的事情，这才乖乖出了门，不敢再提非分要求，我自以为聪明的偷拍计划终于以失败告终。当天我即被一辆汽车送出满星叠，路过小桥的时候，明晃晃的阳光下，果然什么尸体也没有，好像这个世界上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回到美斯乐，我简直累坏了，就像从地狱回到人间。焦昆见我安全归来，显得很高兴。他主动告诉我两件事：第一，坤沙确实受人爱戴。泰军进攻满星叠，许多人自动拿起枪保卫家园，当时他在大同学校教书，亲眼目睹那场壮烈战斗。
第二，坤沙被人栽赃陷害。他虽是毒贩，并不是外面传言那样，他做了许多好事，造福掸邦老百姓。这次向缅甸政府投降，换取政府向掸邦自治作出重大让步，也可以看作是某种自我牺牲，不然他本来可以稳稳当当享福，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最富有的富翁之一。
我觉得有些啼笑皆非。难道我冒着危险，不远万里跋涉而来，就是为了寻找这样一个救世主么？
关于坤沙向政府投诚的原因众说纷纭，据刘舟所言，他与张苏泉女儿张××女士一直保持较为密切联系。他说，一是张家军内部权力之争，张苏泉重用汉人军官，引起掸邦军官强烈不满，以至于发生多次内讧、叛乱和哗变，直接导致张家军衰落。二是与佤邦军作战不胜，节节失利。三是国际禁毒压力增大，难以为继等等。还有一个重要的个人原因，坤沙年事已高，身体患病，所以很难说哪个原因起了主导作用，当然也很难说哪个原因没有起作用。
我个人倾向于认同刘舟的分析，焦昆认为坤沙做出自我牺牲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总之我相信反对毒品是人类大趋势，所以促成1998年春天全世界都看到的轰动一幕。
一年之后的1999年，媒体再爆一条新闻：坤沙重新出山，再登世界贩毒大王宝座。我立即向刘舟询问此消息的可靠性。刘舟断然否定道：简直是空穴来风！真不知道这种无中生有的消息如何变成新闻的？他郑重相告：坤沙已是六十七岁的老人，脑瘫中风，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即使有心重演二十几年前的金蝉脱壳之计，也是心有余力不足。张苏泉更是古稀之年，他是主动要求与坤沙一起软禁，相伴生死的。
我宁愿相信这样一个普遍真理：地球是圆的，人也是圆的。
第二十五章 青春似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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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六七十年代，数十万城市知识青年来到与金三角毗邻的云南边疆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他们中间，有狂热的红卫兵、干部子弟、造反派，有权力场的失意者，站错队，划错线的保守派、走资派子女，也有被打入另册抬不起头来的“黑五类”、剥削阶级子女等等，当然随波逐流的广大平民子女是大多数。毋庸置疑，那是个与压抑、绝望、躁动和贫困为伍的年代，我本人作为一名背负家庭十字架的初中生，曾经不可避免地加入放逐者的大军，成为这场轰轰烈烈又悲怆失落的中国二十世纪新青年运动的历史见证人。
在我长达七年的知青生涯中，曾经耳闻目睹不下数十起知青越境事件，这些年轻的逃亡者或公开参加缅共，或神秘失踪异国，总之他们中的多数人跨过国界一去不复返。1991年我写作《中国知青梦》，曾经大量查阅知青档案，追踪和调查有关当事人。据一位当年主管知青工作的干部回忆说，仅他任职期间，这类事件所涉及知青人数，“……大约有几千人吧。”他含含糊糊地说，过一会儿又补充道：“也许还多一些，后来回来一些人，总之弄不太清楚。”
当时云南有兵团知青和地方插队知青之分，插队知青人数更多，无人管束，他们是这类外逃和越境事件的主要制造者。一位曾经有过此类经历的知青作家在回忆文章中说：仅1969年6月，就有六百多名知青越过边境参加缅共。究竟有多少知青流落金三角并且一去不回，成为这场青春大逃亡运动的牺牲品和冒险者，未见档案数字记载。有人保守估计为七八千人，有人说应为上万人，也有人认为除去部分陆续返回国内，留在境外的实际人数不会超过数千人。
1998年我只身进入金三角，寻找这些逃亡知青的命运轨迹是我采访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与其说关注知青下落，不如说重新回首青春岁月，关注自己的人生走向，要是当年我的流浪生活没有及时回头，我现在会在哪里呢？我会成为作家吗？
金三角采访千头万绪，无数困难和障碍像高墙一样包围我，令我疲于奔命。最初一段时间，我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