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给你回信。”果然没有一字回复。

    她在山坡上爬来爬去，天边的云就低了许多，也像从来没有胡秉宸那个人似的按时起床、睡觉、工作，写点什么……渐渐觉得日子和她都像云一样平滑了。有时也想到自己的自私，为了逃避这个爱，把母亲和女儿扔在北京，难道她们不想念她、不需要她的照顾吗？

    可是胡秉宸突然来信，说肠子上长了什么东西；已经住进医院等等，那平滑的云或是山坡马上完蛋。

    她连夜赶到县城，拿着手电筒在阡陌小路上疾步赶路，除了远处的狗吠，只有那束手电筒的光亮，在黑暗的包围中渺小无力地颤动着。

    县邮电局的木板门，敲起来响彻整个寂静的山村小镇，可是工作人员像在石头里冬眠。她咬着牙、闷着头不停地敲，直至敲开一扇木板窗。一个头发直竖的脑袋从里面钻出，“什么事？”

    “打电报。”

    “这里没有电报业务。”头发直竖的脑袋又缩回石头里去。

    此时吴为变得十分聪明，她想到了县委会。果然有灯光，有人值班，安静地过着一个山区的夜晚。她拿出工作证，信口雌黄地使用着“文化大革命”那一套招摇撞骗的伎俩：“我有急事，必须马上请示……”

    中年人对她的证件肃然起敬，那么容易地就相信了她，“没问题，没问题。”甚至高兴有机会帮助她，同时也有能够使用权力的慷慨。

    吴为好一阵惭愧，欺骗这样一个对中央部门怀着如此敬意的人实在可耻。

    她真想对他说“我其实……我不过急着要用电话”，却变成了“我可以付电话费”。

    “都是为了工作嘛。我这就让接线员给你接电话。”

    他走到院子里，大声吆喝着：“小王，小王！”这一吆喝肯定把全院子的人都得吵醒，可只有一间屋子的灯亮了，也许人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夜牛吆喝。叫做小王的，摇着一个二十世纪初的电话机，把她要的电话号码传递给遥远的一部电话机，她要靠着这样复杂艰难的链接、运载，把她的焦虑从这个小小的山区，传达到胡秉宸那里。

    这古老的山镇、古老的电话机和古老的生活，让她突然有了瞬间的反省，比之它，万物的虚浮不过是很不清晰的一个闪念。

    电话终于接通，有山有水的距离在线路中声声漫漫，忽断忽续，“喂……”当她听见胡秉宸的声音时，似乎又要昏倒下去，瞥了一眼一旁的小王和中年干部，挣扎说道，“我接到了您的信，”并不是为了隐瞒，而是不愿亵渎小王和中年干部协助她的真诚，“我想请示一下，我是否……是否留在这里继续工作，还是立刻返回？”胡秉宸的声音听上去很虚弱，确有重病缠身的样子。

    听出吴为的焦虑，胡秉宸更加利用起来，他当然要她立即返回。

    他没有说医生已经确诊，肠子上那块东西不过是块息肉。吴为也没有问是不是癌，——既然她没有问，不说也不为过，只用更为虚弱的声音说了一个“喂”。

    要是他用更虚弱的声音说一个“喂”，也没有什么不对。夜间，他正睡得迷迷糊糊，脑子不够清醒或是嗓子发干等等，“我觉得你的工作不一定非得在那里完成，这里毕竟是变革的中心……我想你不如回来，不要失去感受这样一种氛围的机会。”他在电话里只能说这样的官话，好在这样的官话说起来得心应手。她在电话里也是吞吞吐吐，显然一旁有人。

    吴为却理解为他的情况不妙，说：“好，我马上回来。”

    马不停蹄赶回北京，放下行李就到公用电话亭去打电话。胡秉宸上来就是一句：“亲亲，你可回来了。”吴为赶快转过身去，用背对着守电话的人。能把吴为千里迢迢扯回来的，是胡秉宸到底有没有生命危险，而不是这声“亲亲，你可回来了”。

    “喂，你怎么不说话？喂——喂——”他以为她生了气或是电话线断了。

    “等一会儿——”她像刚刚跑完一个全程马拉松，声带干得要裂了。

    到了现在胡秉宸还不肯告诉吴为，实际上他什么病也没有。

    “我……可以去看看你吗？”

    “不行。”

    “为什么？”

    “我怎么和别人说？”

    对，他怎么和别人说？他们的关系是见不得天日的。她有什么资格关心他有没有生命危险？可是他们之间到底有过什么关系？除了那一个短暂的、来不及体味就瘫软过去的接吻？难道他一封信接一封信地催她回来，就是为了对她说一声“亲亲，你可回来了”？而她居然为这个见鬼的理由，千山万水地跑了回来！

    胡秉宸却享受着这种日子。日子过得颠三倒四，早上一睁开眼睛，满眼都是吴为；晚上一闭上眼睛，满眼也是吴为。连湖面上随水流动的落叶，在他的眼睛里也变做画笔渐次的排列，显出像情绪化的吴为那样难以捉摸的色带。

    吴为也不得不陪他陷入这样的日子。

    为避人耳目，他们到远郊去。因为总是坐着轿车出出进进，胡秉宸没有大衣，他那件薄旧的小棉衣，在初冬深秋旷野的冷风里单薄得像是没有穿衣；头上也没有帽子，两只耳轮被冷风吹得又红又紫。吴为伸出手去替他焐着，“噢，噢，你的耳朵怎么冻得这么红？冷不冷？冷不冷？”

    “冷。”他说。“唉，你长了多么硬的一对耳朵。长这种耳朵的人，多半儿不受他人的影响，而是固执己见。”

    可他现在已经没有了己见，只有吴为。而在这之前，正像吴为说的那样，谁也别想影响他、左右他，谁也别想在他耳朵旁边吹风，软风硬风都不行。

    吴为的手掌宽宽厚厚，手上流出的是朴拙的疼爱。眼神像一头鹿妈妈，驯顺，善良，关切，疼惜，就差那么一点让男人一下子燃烧起来的火星。

    这样焐过他的耳朵，还不进入约定俗成的场景，而是说：“我们买一个口罩吧，这样可能暖和一些。”他们进了一间小百货店。胡秉宸任吴为唠唠叨叨说些可以不用心去听的话，什么也不想，一味体味着被她牵着走来走去的感觉。哪个女人可以让他这样心甘情愿地服从？有时听任白帆摆布，只是因为懒得与她多费口舌；而听任吴为摆布，却是赏心乐事。

    然后她把口罩给胡秉宸戴上。先将口罩带子套在他的颈上，食指和拇指牵着带子两头绕过他的两耳，弄得胡秉宸其痒难熬，后来又在他下巴上打了个结，“怎么样？紧不紧广再拽拽带子，“松不松？”

    “松。”

    吴为又用力拽了拽带子，“到底是紧还是松？”

    胡秉宸的心被一种不熟悉的力量轻轻攥住，幸福？快乐？喜悦？甜蜜？舒适？……无以言说，便对吴为说：“白帆从来没有这样关心过我，更不要指望她为我焐一焐冻僵的耳朵。”

    然后就是播放那个冗长的、早已拷贝过的老版本——

    “我和白帆一九四一年同居，没有结婚手续。那时我刚从延安到蒋管区从事地下工作，时间不长，接触的女党员只有她一人，彼此对性格、经历事先也没有充分的了解。同居后不久，就发现很难相处，当时没有条件生活在一起，大约每周见面一次，即便如此，她也经常为一些琐碎的事动手打我。有一次用燃着的香烟按在我的臂上，还多次用杯中开水泼到我的脸上。我还年轻，对夫妻生活完全没有经验，我非常吃惊，很难想像…个年轻的女人会这样对待男人。但是限于地下环境又怕影响工作，不好声张……事后我才了解到这可能与遗传基因有关，她父亲就是这样一个性情暴戾的人，也是如此虐待她的母亲。

    “解放初期，我们的关系已破裂到准备离婚的地步，但那时大家忙于工作，加之工作不在一个地区，也没有机会办理这件事。直到一九五五年审干，有人来调查白帆同另一个男人的关系，才知道她一九四六年就同那个人有了关系，所以一九四七年她生的那个儿子是不是我的儿子还是个疑问。

    我们多次争论过这个问题，她说按月份应该算是我的。她说的也许有道理，因为那个时期她和我们这两个男人花插着睡，我不能证明不是我的，也不能肯定是我的，争论下来总是没有结果。

    “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社会对这类问题带有极大的偏见，几千年来不知多少妇女死于这样的偏见。我作为二个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合理的态度，特别它势必影响这个孩于的一生，以后还会影响他和妻子的关系，还有他孩子今后的生活，所以当时除她所属的组织和我之外，我从来没对别人提过这件事……”

    吴为好羡慕白帆啊，比起韩木林对待绿帽子的态度，胡秉宸真可以说是高风亮节，白帆真是摊上了一个好丈夫！

    她却不想一想，与她有过同样前科的白帆，不但不理亏还敢这样对待胡秉宸，是不是有点不合逻辑？

    以胡秉宸这样一个男人，又为什么甘于忍受这样的虐待？

    如果她能想一想，就会发现这个版本漏洞百出，胡秉宸如若不是有什么败行劣迹，白帆怎敢这样对待他！

    什么样的败行劣迹，才能让一个挚爱丈夫的女人疯狂若此，并下得这样的毒手？

    可惜吴为什么也没想，只是一味羡慕白帆的福气。

    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白马王子却在“灯火阑珊处”！

    于是吴为赶忙把自己类同的历史，对胡秉宸说个明白。尽管她知道胡秉宸早就从人们的议论或人事部门得知她的前科，但毕竟与本人的坦诚交代有所不同，至少说明她信奉“童叟无欺”那一类信条，更是履行一个正式手续，让胡秉宸在“可忍”或“孰不可忍”之间有个选择。

    胡秉宸选择的是“可忍”。

    吴为不是没有这方面的教训，在鬼都不知、完全可以蒙混过关的情况下，为了良心的安宁，将私生子的隐情向前夫韩木林做了交代，韩木林选择的也是“可忍”，结果是“孰不可忍”。

    但韩木林怎能和白马王子相提并论？吴为根本不明白，男人一旦不再宠爱一个女人的时候，她们已往的风流账，永远是他们的杀手铜。

    可不，如此…个高风亮节的胡秉宸，在婚后不久的一次口角里就变了一副嘴脸：“你知道人家说你什么？说你是个烂女人，都说我和你这种拆烂污的女人结婚是上了你的当。可我怎么就鬼迷心窍地和你结了婚？”——不费吹灰之力，一枪就把欢蹦乱跳的吴为毙呆了。

    这一枪与韩木林二十多年前对她的制裁相比，韩木林可就算得光明磊落。

    旧时代的男人根本不必为自己的情变设计二个遁身之术。丢掉一个女人或是再讨一个女人回家，理所当然，就像当年顾秋水当着叶莲子的面和阿苏做爱。

    顾秋水行伍出身，难免沾染兵痞之习，为所欲为，不在乎舆论。胡秉宸却不然，他横竖要人锐好，且喜水过无痕。当然就要设计一个“理由”，既可安慰自己，又可昭告他人。

    大部分女人也会相信男人这种理由，作家吴为也不例外。或者不如说她们并不想探求真伪，因为，这理由不也可以用来交代她们自己的良心、道义以及社会的舆论？

    也没想到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后，当同样关爱的场景再现，却招来胡秉宸一顿又一顿呵斥。想来白帆不是从来没有关心过胡秉宸，也不是没有为胡秉宸焐过冻僵的耳朵，而是如她一样，时过境迁。

    回到家里，胡秉宸禁不住到白帆房间，希望把自焐耳朵而始并一直持续到晚上的骚动平息下去。可是白帆却说：“去，别打搅我睡觉。”他们有几年没干这个事了，被她一推更觉尴尬。

    把胡秉宸赶下床之后，白帆继续睡觉，艨胧中突然觉得胡秉宸最近有些怪异——经常不回家吃晚饭，打电话到办公室也没人接，问司机他晚上是否常常有会，司机也说不出所以；而且每天把头发梳得溜光，还抹很多发蜡，穿着也讲究起来，今天晚上还让她给他买一件大衣。

    “你坐小车上下班，又不必站在冷风里等公共汽车，买大衣干什么？”

    “有时候到院子里走走，就觉得冷。”

    “不行。”她斩钉截铁地说。

    忽而要起零花钱，“给我增加点儿零花钱吧。”

    “为什么？”“我吸的烟质量太差，弄得咳嗽越来越厉害。”

    “那就少吸几包，采取少而精的方针。”

    胡秉宸不说话了。而后白帆发现他上交的钱与工资不符，“还有几十块钱哪里去了？”她把工资数了又数。

    “买书了。”

    “书呢？”

    “在……办公室。”或者“记不得忘在哪个会场上了。”

    想到这里，白帆的睡意顿时全无，几十年前胡秉宸无端迷恋上跳舞的往事也突然显现。他该不是旧病复发又有了女人？有个女人老给他打电话，声音听上去很年轻，转而又觉得不太可能。可是老给他打电话的那个声音有点熟悉，——谁呢？想不起来。

    从这个夜晚胡秉宸开始明白，他可能已经渴望上吴为的肉体。在此之前，他从未有过这样的冲动，很多年了，和白帆做都是机械化运作，现在却多了一些别的。而且这一次骚动比哪一次都丰富、强烈，似乎不亚于青春年少。他一惊，从什么时候起声名狼藉的吴为，在他心目中变成了风情万种？

    那个冗长的、既可安慰自己又可昭告他人的“老版本”，并不能让横竖要人说好且喜水过无痕的胡秉宸心安理得。这种时候，胡秉宸根本顾不到吴为。

    也就难怪胡秉宸有时突然变脸。牵着吴为的手，正谈得高高兴兴，突然中途停下，说：“不去了，我要回家。”缄默的薄唇，石头一样地冷峻，再不会发出多一个声音。

    吴为不明白出了什么事，也知道逢到这时留也留不住，即使她哭、她恳求，也是白搭，胡秉宸那对硬耳朵是不会轻易听人支配的，只有无奈地看他离去。不过想想进入”情况”的胡秉宸，是不能仅仅用“疯狂”那样的字眼来说明的。那不是疯狂，而是眼见着一炉钢铁，在炽热的火焰中渐进地熔化，与其说是柔情，不如说是英勇壮烈。能在这熔化中同为灰烬，该是死而无憾的了，吴为又有什么不知足的？

    比起更重要的筹码，吴为就无足轻重了。有消息说他前景不妙，仕途多蹇。胡秉宸不是钻营之辈，恋捞却是人之常情。与吴为的关系如果曝光，结果如何？无须多言。家庭这个形式在仕途上的印象分不可低估，即便在西方社会，那些竞选总统的人，还得在选民面前扮演恩爱夫妻，实情如何另当别论。为此他和白帆早就达成协议，彼此既往不咎，面对新的形势，同心协力，一砖一瓦垒筑起这个家，虽然不尽如人意，也不能想像拆毁它的后果。

    为了这个模范家庭，胡秉宸又做了多少忍耐、铺垫，拆毁它不等于前功尽弃？只是碰到吴为之后，这个稳定的家庭才有了飘摇之感。是不是？！整日坐卧不安地等着一个女人的电话！

    也不仅仅是中国作家的矫情，俄国小说家赫尔岑也有涉足、兼容哲学之好，早在小说《谁之罪》中作过如此归结：“一切违反人性自然的美德，勉强的自我牺牲，大半只是一种空想，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一旦回到家里，胡秉宸又觉得负了吴为。他心知肚明，如果他不去撩逗她，吴为如今不但过着平静的生活，并且可能忘了他，也可能从追求她的男人里挑选一个没有任何羁绊，全心全意爱她的男人……是他把她带上了／这条人不入、鬼不鬼的路。一旦回到家里，不但觉得不再欠着白帆和这个家，反倒觉得白帆和这个家欠了他。当一个人总觉得他人欠了自己什么，不知不觉便像个债权人那样肆无忌惮、颐指气使。可是白帆并不觉得自己欠了胡秉宸。

    晚餐桌上，家乡来的一位客人说起农村的变化，白帆说：“这是不是资本主义复辟？”

    胡秉宸接着问：“中国有资本主义吗？”白帆居然拿着筷子在他头上一敲，“什么话！”

    只是因为自爱，他才没有当场给她一点颜色。和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除了报纸上的社论、党内文件，从不知世界上还有其他文字的人有什么可谈？

    客人是县里的一位领导，回到家乡会怎么说？说她可以威风地拿筷子敲部长的脑袋？因此她比部长更了；不起？这就是许多女人的通病——浅薄，无聊。

    白帆也始终不明白，胡秉宸之所以不和她理论，并非因爱而生的迁就，而是毫无兴趣到了呵斥也无情绪的地步。

    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啁。

    胡秉宸怎么也睡不着，只好第二次起来吃安眠药，很厉害的那一种，很快就腾云驾雾进人梦乡。他梦见带着吴为到了一个没有通路的孤岛上，《鲁滨孙飘流记》似的没有人烟，甚至没有野兽，只有礁石，海水，还有和海水连成一片、时灰时蓝、时浓时淡的雾。他也没问一问，既然没有通路，他们如何来到岛上？在梦里，人们从不问为什么，不究其竟，通情达理，对什么都不以为怪，都正常得可以理解，连价值观都不同了，连人们那种爱打听他人隐私的好奇心也不存在了。他和吴为住在一个云雾缭绕的屋子里，躺在云雾的床上，而吴为就像他杯里的一块彩云，他既能感到那云的柔软，又不能实实在在触摸到她。白天紧紧纠缠着黑夜，黑夜紧紧接着白天。

    忽然秘书出现在眼前，“胡副部长，我们整整找了您八天了，中央有一个紧急会议，一定要您出席。”心一惊就醒了过来。对这种说风就是风，说雨就是雨的阴阳变幻，吴为一直心存疑惑。

    很难相信这不是胡秉宸的如意算盘。

    在众人面前，他仍是受人爱戴尊敬的部长；回到家里，仍是那个模范家庭的丈夫和父亲。

    至于她，随时都得听候胡秉宸的调遣，不管她是否正在写作，或去参加女儿的家长会，或陪母亲看病……都得立刻放下，不顾一切地向他跑去。然后跟着他穿行在一条又一条小胡同里。那些小胡同多半没有下水道，满是污水的臭气和污水搅和的泥泞。即便如此，每每经过那昏暗的路灯，胡秉宸仍然会把帽子拉得低得不能再低，走过那盏路灯再把帽檐翻上，让吴为又是鄙夷又是怜悯。他们常常从傍晚走到凌晨，有时在雪里，有时在风里，有时在雨里……实在累得不行，才走进小胡同的一个馄饨铺或是小酒馆，要两碗馄饨。竹筷的缝隙里饱浸着不知多少张嘴留下的秽垢，馄饨如泡在泥汤里一点热气也没有，碗边上净是嘎巴儿，汤面上飘着一层半凝的灰色猪油。他们谁也不吃，只为有理由在那条板凳上坐一会儿。

    或是要两盅二锅头，一盘煮花生，听扛大包或蹬三轮的工人聊聊他们的生活，然后再走进或风或雪或雨之中。

    胡秉宸就这样和她走了几个月，他们淡漠地相跟相随着，淡漠得好像他们之间什么关系也没有；直到有一天胡秉宸忍不住把她拉进路旁一座尚未完工的建筑群里，在她嘴唇上匆匆一吻，与他们第一个吻隔着很多个日月。

    “这个吻就像一个邮戳，在你唇上盖上我的印记，说明你是属于我的。”再一次确认吴为那个唇的归属权后，胡秉宸得意地说。

    就这样低三下四地属于他？

    这样鬼鬼祟祟，跑来跑去，左躲右闪怕人看见；

    在一个下三烂的地方见上一两个小时，偷一个吻，说几句不负责任的情话；

    每天为胡秉宸一封暗藏玄机的信猜来猜去，或绞尽脑汁编造一封地下党式的联络信；

    永远过着一种大部分是鬼、小部分是人的生活……

    ——这个情人当得太廉价了是不是？

    吴为说：“你就这样什么也不付出地垄断着我吗？”她渐渐开始不无恶意地给胡秉宸打电话，时而往他办公室，时而往他家。有时她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她知道那是白帆。

    他们在电话里说着不光明的话，带着不明确的犯罪感。

    胡秉宸越是害怕，吴为越是往无遮无拦的路上走。

    吴为的不驯，使他们的关系不安静起来。

    所以不只胡秉宸说变脸就变脸，吴为也是说变脸就变脸，“我们或是就此分手、一刀两断，或是你想办法解决问题，反正我不能给你当情妇。”但是胡秉宸久而不决，既不肯与她一刀两断，也不肯与白帆离婚，只是继续苟且着和她的关系。

    当年他们在干校，走在去割稻的路上，胡秉宸早就应该从他们的第一次交谈中领教吴为不肯随便玩玩，而是真刀真枪，甚至杀鸡都要用宰牛刀那样小题大做的脾性，也就不会等闲视之了她对合法名分的要求。茹风一开始就不同意吴为关于“名分”的说法：“我真不懂，你为什么非要一个合法的名分？当情人有什么不好？如果只做情人；他会觉得欠了你，对不起你，宝贝着你。一旦有了名分，赏你名分的那个男人马上就会变脸，你也就跟着掉价儿，变成糟糠。别忘了中国男人赏给妻子的那个典型称号‘糟糠之妻’，就是这个意思。后面还有‘不下堂’三个字，‘堂’最好是不下，但可以讨小老婆或搞情人。”

    吴为哪里懂得如此深奥的辩证法！

    胡秉宸老是说：“等等，等等，等一个合适的时机。等我调动工作以后，或是等我离休以后，我已经申请离休了。”

    不要说胡秉宸，就是吴为这种无足轻重的小职员也身不由己，不是自己想去哪里就能去哪里，想溜就能溜的。胡秉宸的去留更得由组织部甚至国务院决定，就算他可以离开这个部，办理手续还要很久。

    “等到那一天，恐怕我们都爱不动了。”吴为说。“什么叫爱不动了？”胡秉宸坏笑着。

    “我不想等，这种日子折磨得我什么也干不下去。”

    “我何尝不是这样？”

    “那你为什么不了结，老是这样拖着我？”“我爱你。”

    一旦胡秉宸说出这句话，吴为就哑口无言。她常常悲愤地对胡秉宸说：“假如我们的爱情不得不是一个悲剧，被抛弃的一定是我而不是你。

    我本来可以逃避这个灾难，你却死拽着不放，难道你就这样忍心让我束手待毙吗？”

    胡秉宸说：“也许有那么一天，一切很容易就解决了。”

    “‘也许’！你什么时候才能为这个‘也许’做点儿什么？”

    好不容易偷得的会面，也就常常不欢而散。

    好比这天他们约好到颐和园去。吴为说自从大学毕业后再没有划过船，而他差不多就没有划。

    过船。吃早饭的时候电话铃响了。胡秉宸立刻觉得这个电话铃响得不对劲，他听见白帆穷追猛问：“你是谁？”那边好像不回答或是说了什么。白帆又说：“我得知道你是谁，有什么事，然后才决定要不要告诉他。”

    他赶紧走过去，从白帆手里拿过话筒，“喂，哪一位？”

    “我。”声音听上去就怨天怨地。吴为不过想提醒他多加一件外衣，天气不那么好，怕他着凉。

    被白帆一审，自知理亏，张口结舌，联想到这种人不入鬼不鬼、偷偷摸摸、五天五日的鬼祟什么时候才是头，就不由自主地说，“对不起，我不想去了。”“为什么？”

    “突然没兴趣了。”

    “反正我还在……”胡秉宸一着急差点说出“我还在那个地方等你”，瞥见白帆警觉地侧着耳朵，便改口说，“反正我的意见还是按计划办事，蚌吧，就这样吧，按计划办事。”

    “不。”吴为固执地说。可是胡秉宸没有回答就放下了电话。

    为什么说没兴趣了？当着白帆，胡秉宸又不好问。见面太不容易，每次都要想好一个借口，吴为还这样不懂得珍惜！

    回到早餐桌上，拿起烧饼咬了一口，就扒拉起餐桌上的食物渣，一会儿堆成一个小堆，一会儿又把它们分开，一会儿又把它们排列成行……

    白帆频频扫视着胡秉宸，他那口嚼了很久还不曾下咽的烧饼，那些忽而成堆、忽而成行的食物碎渣，那移动得很快的手指，都泄露了心里的烦躁和不安。她张口问道：“谁来的电话？”

    “部里的人。”胡秉宸没好气地回答。“星期天还来电话？”

    正一肚子火没地方发泄，又不好指责白帆对电话的兴趣，鼻梁旁边有了几条浅浅的斜纹，脸上就有了介乎讥笑与微笑之间的皱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