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的目力所及，赫戈蕾这样的家长真的是凤毛麟角。

    假如我有了孩子，很想给他一个未加过多拘束的童年，但很多事情都颇费思量。比如，他可以直呼任何大人的名字么？我几经挣扎，或许会适应。他可以由着性子在泥地里打滚儿么？这我就不敢确定了。他可以像蓝赫然那样随意插话，或在车厢里上蹿下跳吗？我会想，总不能只顾及孩子的感受吧，让周围的人觉得不适，显然是我不愿意的。

    管束的边界在哪里，教育的尺度如何拿捏，想来都是让人困惑的事情。

    台湾女作家龙应台讲过一个小例子：她给少年安德烈讲《水浒》，说到武松醉打蒋门神，她实在继续不下去了，觉得无法回答安德烈关于“武松是好汉还是流氓”的追问。不过梁山故事还是产生了效果，此后不久，安德烈与小伙伴效仿《水浒》人物，在路边“打劫”老妇人，收获了许多巧克力。

    我很好奇母亲如何应对这样的情况，可惜龙应台的讲述到此结束，或许她也为此而困惑着。

    龙应台还谈到道德教育上的为难，她不知道如何教孩子养成“威武不能屈”的品格但又不受伤害，她不禁自问：“这可能吗？”

    我在出版界的朋友王晓说，有时候小女儿读“杂书”，他就不免担心，不是怕耽误学业，而是觉得孩子知道那么多没意义，还有平添苦恼的危险，“那么明白干吗？”

    对于家长而言，这一类的困顿肯定少不了。比如，你会教育孩子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吗？在车流非常少的路口要不要为规则设置弹性？而弹性的界限在哪里？对规则的态度可不是小问题，在一个规则通常是用来被利用、违反而非用来遵守的社会，严格遵守它可能会意味着更多的麻烦。

    从事外语培训的罗永浩（即网络名人老罗）小时候对语文老师的要求感到很费解。明明没有刮风，老师非得让学生们在作文里写“五星红旗飘扬在校园上空”，倔强的老罗偏偏写成“五星红旗耷拉在校园上空”，为此老师把老罗叫到教研室教育了两个小时，老罗依旧顶嘴，最后他的父母也被叫到学校陪绑。出来后父亲对老罗说：“在中国，诚实是一种奢侈的品质。其实你也没什么大的不对，如果你最后不气她那么一下不就没事了吗？她训你两个小时，你就听着，听完了回家，我们这会儿在家里就能吃上热乎乎的饭了。结果，你非要气她一下，弄得我跟你妈过来陪你一个半小时，有什么意思呢？”

    老罗的父亲足够循循善诱了，但假如我是他儿子，还是会觉得没有被说服。我做得没错，为什么要因为造成麻烦而妥协？在需要妥协与需要坚持之间，做决定的边界在哪儿？

    在很多事情上，年龄越大，思考得越多，我就越发懵懂：自己的哪部分价值观是适宜传递给孩子的？以什么方式传递才是最妥当的？我可以在多大范围容忍孩子“犯错误”？在推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哪些任务是我的，哪些要交给生命自生的力量？

    懵懂的一个很重要的根源，就是人的成长分为生物的部分和社会的部分，家长如何协调二者的关系，如何作出取舍，从来就没有公认的边界与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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