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迷思

    在推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哪些任务是我的，哪些交给生命自生的力量？

    赫戈蕾是我的高中同学，大学毕业不久即到北京做生意，这使得我们的友情得以延续二十多年。本世纪之初的春节前夕，我们一起坐火车回老家，她带着四岁左右的独生子蓝赫然。

    小小年纪的孩子，活像装了强力电池的电动猴子，在卧铺车厢里左蹿右跳，上下攀爬，我不免习惯性地想，这多危险啊。但孩子的母亲并不阻止，只在某些必要的时刻不动声色地暗自保护一下。孩子对周围的一切都感新奇，一会儿踢一下旅客脱下的鞋子，一会儿拉拉某位少女的衣襟，赫戈蕾免不了要给受到打扰的旅客道歉。气急了，她就以嗔怪的口气喊一声“你这个小多动症”，说完了，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我发现这句嗔怪本身几乎是无害的，假如不是遭到粗暴的压制或者被扭送到医生那里，孩子并不会觉得自己成了病人并自卑起来。

    几年后再见到蓝赫然，是在一家饭馆里，赫戈蕾宴请我和我新婚不久的妻子。蓝赫然已经是一个小学生了，他在饭桌上的乐趣是把可乐倒进茶杯，再倒进盘子，然后又高难度地弄回玻璃瓶，依稀还有那个火车上的“小多动症”的影子。孩子几年间的进步也显而易见，他居然轻松地成为饭局的话语中心。

    我开玩笑说，蓝赫然啊你现在浓眉大眼儿圆脑薄唇，长得越来越像说相声的了。没想到小朋友接着话茬滔滔不绝：相声啊，讲究的是说学逗唱，你看现在德云社挺火的吧，我觉得也就那么回事儿，现在忙，主要精力还是弹钢琴拆（玩具）汽车，相声嘛，等我腾出工夫来??看那摇头晃脑的架势，即便后来没遇上“反三俗”的严霜，郭德纲的好日子也快到头了。

    老同学见面难免要怀念一下学生时光，话题刚起，蓝赫然在一边发言了：你们那么怀念校园，肯定是那时候没好好珍惜，我和我同学将来一定不像你们这样。

    聊到铁路提速，聊到报业不景气，蓝赫然都会加入话题，侃侃而谈。我们刚提到基地组织，蓝赫然就摆弄着可乐瓶子聊开了：你说本?拉登怎么那么神通广大，他是不是看过《西游记》？

    赫戈蕾没好气地说：蓝赫然，你怎么什么都跟着掺和，就怕话把儿掉地上？

    蓝赫然振振有词：当然不能掉地上啊，地上多脏。掺和怎么了，关键是我说的对不对？

    我故意使坏：你真博学，真厉害，来，咱们聊聊马拉多纳吧。

    这招还真见效，蓝赫然瞪大眼睛：马拉多纳是谁？

    这是几年前的事情了，现在要是再看到蓝赫然，八成他会先发制人：“来，关军，咱们聊聊马拉多纳和黑社会的关系。”

    我把赫戈蕾视为好母亲的一个范例，还是最近几年的转变。在当初的那节卧铺车厢里，我其实是暗自皱眉的：孩子这么淘气，当母亲的也太纵容了吧。

    公共道德是有文化差异的。在欧美一些国家，适度“放纵”孩子符合大家的教育理念，人们对调皮的孩子一笑而过，家长也就不会背负太大压力；在中国则不然，“乖”是送给孩子的最大一枚勋章，而子女顽皮事关家长颜面，肯定要严加管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