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

    现在，几亿农民在城市打工，其中的年轻人及农民工第二代已很难再回归农村生活，虽然因为思维惯性以及情感寄托的需要，农民工仍有较强的生育意愿，但孝道文化打造的传统金融工具已面临失效。

    在中国的家庭中，夫妻感情出现问题，很多人会以生孩子来求解。有时是双方希望以孩子挽救，有时是担心失去婚姻的一方以孩子作为“绑架”的筹码。这个话题，留到《万一是黑三角呢》那一节再说。

    另一些时候，一个孩子的出生使命比拯救夫妻感情更为重大。导演王小帅拍摄的电影《左右》，讲的是一对夫妻离异三年后，女方抚养的五岁女孩禾禾被查出患有白血病。由于没有合适的血源进行干细胞移植，医生提出：如果禾禾有个同胞弟弟或妹妹，就可用脐带血救姐姐，为了挽救孩子，离异夫妻千方百计要再造一个孩子。这个故事，生活中确有原型，而更多时候，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是要孩子完成某种替代功能，这虽然不像拯救自己姐姐的孩子那样命运凄惨，却实在看不出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大规模的替代需求，一般发生在大规模的灾难之后。四川大地震之后，再孕母亲曾是媒体关注的一个群体。我看到过一个故事，某中学女生罹难后，其母最终决定再生一个，恰巧又是女孩。她把第一个女儿的裙子、发卡、日记本等遗物都留待第二个女儿使用，这会让母亲觉得女儿从未离她而去。

    《南方都市报》曾采访长期在灾区做辅导的心理师刘猛，谈及再孕母亲的补偿心态及由此带给孩子的隐忧。访谈中有这么一段对话：

    记者：所以这个新的孩子的来临，也是一种被现实逼迫的选择。

    刘猛：是的。他们的一生，是从在母亲肚子里开始的，而他们是作为替代品出现的。他们是因为这场地震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这本身就是一种悲哀。这是我最担心的。所以我以后大部分的精力可能都要投入到这里面。而他们的母亲，都想复制一个失去的孩子。母亲们都在问我，世界上有没有轮回？

    一个孩子在出生之前，就被赋予了某种特殊职责，比如成为另一个孩子的拯救者和替代者，他会为这样的伟大使命而骄傲吗？

    更多的人，愿意把孩子设想为未来的伴侣。正如我在序言里提及，“没有孩子将来怎么办”成为极其常见的劝生理由。一个二十多岁的未婚女子担心自己下半生会寂寞痛苦，纠结于是否生育，写信求教专栏作家连岳。连岳回信中的一段话于我心有戚戚焉—

    如果下半辈子寂寞痛苦（这个可能性很大，人生往往苦多于乐），就去找一个老伴，实在不行，找两个老伴，总能热闹起来的；如果心理变态，就去看心理医生，多看几个，总能治好的。千万不要打孩子的主意，饶了他们吧，至少从我们这代开始，让我们自己照顾自己的下半辈子，让孩子活得像个人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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