嘛。所以我从来不敢以养育之恩自居。”

    在《我的儿子》里，胡适呼吁：做父母的，对子女绝不可居功，绝不可示恩，千万不可把自己看做“放高利债”的债主，而要彻底解放孩子。

    高利债，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不妨顺便听听经济学家陈志武的解读—孝道不仅用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而且还是一种社会金融体系，“只不过，儒家的这种刚性体系过于偏重父母、兄长作为‘投资者’的权利（甚至权力），压制子女、压制年幼者的权利??特别是，在这样一种隐性金融交易安排下，‘养子防老’等于把子女当成了经济工具，家庭的建立、养子等等，都过多受利益驱使，使利益和感情无法分离。其结果只能是淡化家庭的情感功能，侵蚀亲情间的情感氛围。”

    我想，孝道之兴废，某种程度上决定于生产方式和社会保障水平。古希腊、古罗马是注重孝道的，可见它也曾是西方社会伦理的一部分。今日之中国，孝道仍压迫着几乎所有晚辈，不过情况比以往复杂。一个农民强调孝道，是因为生活方式并未改变；一个打工者强调孝道，是因为社会福利未跟上工业化的进程；而一个前程无忧的公务员也强调孝道，主要还是传统思维惯性和意识形态引导所致。

    英国思想家罗素在《中国问题》一书中把孝道看做孔子伦理的最大弱点之一，认为赋予长辈过多的权力会导致旧势力的肆虐。有趣的是，他还把孝道与“西方人的爱国”相提并论，认为“这两者的错误之处都是教诲人们对人类的某一部分尽特别的义务而将其他人置之度外”。罗素没有预见到的是，爱国主义与孝道也可以穿同一条裤子。

    在一个正常的现代社会，父母避免过错的一条重要训诫，就是不可以恩人自居。美国著名婚姻、家庭心理专家劳拉博士说：如果儿女因没有回报父母而感到一丝愧疚，意味着父母教育的失败，他们的私心还在作怪。劳拉把向儿女索取回报的父母叫做“吸血鬼”。

    在美国文化中，即便不信仰基督教，也普遍认为培养孩子是一种社会责任，而不是“自我牺牲”。其重心是朝向未来的，中国文化的重心则是向后的。

    在中国也出现了不居功的父亲，某些情感丰富的男人会把孩子视为生命的礼物，满怀欣赏与感动，王朔就说“你给我的快乐早就超出我养你花的这点钱了”。我也听某些男人说起，有了孩子之后灵魂净化了，情感细腻了，心地善良了。我认为他们没必要反过来感恩孩子，大家都心态平和，才是可贵的“关系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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