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也清楚，但这种明显的转嫁损失的做法，仅仅因为一个“自愿的等值交换”形式上的正当，也就成为一种不仅正当而且聪明的“谋利行为”。

    正是从这则笑话中，我们可以看出犹太民族对谋利行为的“方法论”限定的意义：犹太人在意的不是消极地维护人的秩序，而是通过维护谋利活动的秩序来达到维护人的秩序的效果。打个比方，一味着意于维护人的秩序的人会因担心汽车轧死人而不许汽车上街。犹太人则听任汽车上街而到处设立交通规则，在汽车畅通无阻的同时保证不轧死人（当然偶尔的交通事故也不能排除）。

    因此，犹太人不但使经济秩序得到了保证，也使社会上那部分活力最强的人的谋利积极性得到了保护和调动，而在规定形式范围内的“惟利是图”，更使犹太人的经商智慧得到了大大的开发。一个经济良性运行模式，就是在所有这一切条件得到满足时共同构成的。在这样一个模式中，资本无疑可以得到最为适宜的发展条件。

    同样，第二个问题，即“如何再分配谋得利益”问题的提出，更表明现在人的秩序与谋利活动秩序的协调，是通过直接钱的转移而完成的，人理与事理的融合是在钱上面达成一致并完成的。钱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最基本媒介的特性，在这样一种安排下可以说最充分地发挥，而这种最符合钱的逻辑的安排，又恰恰与犹太民族古老而持之以恒的慈善传统是一致的。

    在两千多年前，犹太民族就已把“捐献1/10的收入”列入上帝的律法，即使在大流散的岁月中也从未中断。所谓的“慈善”不是犹太人的说法，在他们眼里，这样的行为只是一种“公义”——捐献，即一定数量的钱的转移是每个犹太人必须履行的“公共义务”。其强制性之大，足以构成另一则关于犹太人的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