级、下级、乃至社会所

    负的责任。这时候，义理就是义务。义务除了是“正义的道理”要求和命令我们

    去做某事之外，还会是别的吗？难道“正义的道理”不该成为我们的绝对命令吗

    ？

    义理的本意莫过于义务。或许我可以说它的出现源自以下事实，即我们的行为，

    比如对父母的行为，爱应该说是唯一的动机，但要是没有爱的话，就必须有另一

    种权威来命令尽孝；于是人们就用义理来制定这个权威。人们用义理制定这个权

    威是极其正当的，因为如果爱失去了强烈刺激美德的作用，人们就只能诉诸理智

    ，说服他相信正确行事的必要性。其他的道德义务在道理上也是相同的。一旦义

    务成为重负，义理便马上介入进来，以防我们逃避。这样理解的话，义理就是个

    严厉的监督者，手握皮鞭去鞭打懒惰懈怠者去尽职尽责。它是道德上的第二位的

    力量，作为一种动机，它远逊于基督教的爱的教义。爱理应是“律法”。在我看

    来，义理是人为的社会条件下的产物。在这个人为的社会里，出生的偶然性和不

    合理的偏袒造成了阶级差别，家庭是这个社会的单位，年长之人要比才华横溢之

    人更尊崇，自然的感情常常被迫屈服于人们恣意制定的习俗。正是由于这种人为

    性，义理在时间的推移中急速堕落，成为解释这件事，承认那件事的含糊的优先

    权——例如，为什么母亲为了救长子就可以在必要时牺牲其他儿子？为什么女儿

    必须出卖贞操为其父获取资金以挥霍或还债，等等。照我看来，义理是从作为“

    正义的道理”出发的，但最终却常常向诡辩屈服。它甚至堕落到胆怯地害怕谴责

    。我可以用司各特就爱国主义所写的话来解释义理，“因为它是最美的事物，因

    此常常也是最可疑的事物，是其他感情的虚假的面具”。不管把“正义的道理”

    用的过度还是不足，义理都会成为一个可怕的词语。在它的羽翼下，藏着形形色

    色的诡辩和虚伪。倘若武士道没有敏锐而正确的勇气、无畏、坚忍的精神，那么

    义理就会轻而易举地变成怯懦的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