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李健吾：活着是为了“掏一把出来”（2）

    1923年底，李健吾在上海出版的《文学周报》上发表过一篇散文诗《献给可爱的妈妈们》。这是现在看到的李健吾最早在他人主编的刊物上发表的作品。全诗用了妈妈的口吻，写了他的父亲，他的叔叔，他的哥哥，他的家世的悲酸。《爝火》停刊后，李健吾还先后向《京报副刊》、《晨报副刊》和《文学旬刊》投稿，除了小说之外，李健吾还创作剧本，例如1924年7月，他的独幕剧《工人》就在《文学旬刊》上发表，因此逐渐在文艺圈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但谁又能料到，这位作者当时只是18岁的中学四年级学生呢。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李健吾在中学生时所写的短篇小说，十年后竟获得鲁迅的夸奖。1935年，鲁迅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精选1917年到1927年间的短篇小说，选入了李健吾的《终条山的传说》，且在《导言》中对李健吾的小说作了这样的评价：“这时——1924年——，偶有作品发表的还有裴文中和李健吾……后者的《终条山的传说》是绚烂了，虽在十年以后的今日，还可以看见那藏在用口碑织就的华服里面的身体和灵魂。”

    这一时期，李健吾仍参加陈大悲组织的演剧活动。一次，陈大悲告诉李健吾，周作人曾对陈说，现今有两个年轻人的散文引起他的注意，一个是徐志摩，一个是李健吾。周作人是当时文坛上的权威，他的话是对李健吾最高的评价。

    1935年夏天，年方29岁的李健吾受上海国立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郑振铎的聘请，去暨南大学作法国文学专任教授。到上海之后，工作安定了，李健吾写的文艺评论也更多了，并由此介入几次文坛论战。或许才气太大了，怕招人忌恨，写这些文章时，他用了个笔名——刘西渭。刘是最普通的姓，西渭，或许是他纪念在西安渭水边度过的那段难忘的时光吧。这个笔名，除了几个要好的朋友知道是谁，连聘他到暨南大学的郑振铎都不知道。后来郑振铎知道了，有一天两人见了面，郑振铎大声喝道：“原来刘西渭就是你啊！”

    李健吾的文艺批评独树一帜，不仅立论公正、见解精辟，而且论据丰富、文笔华美。1936年，李健吾出版了文艺评论集《咀华集》，这本集子和1942年出版的《咀华二集》，可称得上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奇葩。香港学者司马长风在他的《中国新文学史》中就对李健吾的文学评论做出了极高的评价；

    “三十年代的中国，有五大文艺批评家，他们是周作人、朱光潜、朱自清、李长之和刘西渭，其中以刘西渭的成就最高。他有周作人的渊博，但更为明通；他有朱自清的温柔敦厚，但更为圆融无碍；他有朱光潜的融会中西，但更为圆熟；他有李长之的洒脱豁朗，但更有深度……再进一步说，没有刘西渭，三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几乎等于零。”

    激愤1925年秋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