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朱湘：他始终在“向失望宣战”（4）

    因为小儿子的夭折，刘霓君开始怨恨丈夫的无能，夫妻关系逐渐恶化。之后朱湘开始辗转漂泊于北平、上海、长沙等地，由于性情孤傲，得罪了不少人，谋职四处碰壁，只能依靠写诗卖文为生，可最后，连诗稿的发表都越来越困难。到了1933年的冬天，朱湘穷困到只剩一堆书籍和自己亲手写下的诗稿。

    刘霓君见朱湘整日守着诗稿无事可做，便托朋友帮他找了一份工厂里的临时工作，但遭到了朱湘的拒绝。只会写诗作文的朱湘，因为把诗歌看得与生命一样重要，因而与曾经患难与共的妻子之间，矛盾越来越深。

    从此，朱湘步入他生命中的最为凄惨的最后一段岁月。

    从安庆到朱湘的老家太湖百草林只有百十公里路程，他的四哥朱文庚少时从湖南回老家，继承了全部家产祖业，拥有数千亩良田，靠雇工收租过着小康的日子，生活相当安逸。在安大辞职以后，朱湘完全可以把太太刘霓君和孩子送回老家，靠四哥的帮助暂时过渡一下。这样，他可以从容地再去谋职，即可减轻许多压力，也可省去很多烦恼。然而，虽是同胞兄弟，他也不肯回去吃“嗟来之食”，而是把太太送回了湖南长沙的娘家。

    作为孩子的父亲和妻子的丈夫，朱湘很不称职，严格地说，他不配享用这两个名分。他最最钟爱的是诗，而诗给他带来的则是贫穷，从结婚到当教授，他都没有给太太和孩子创造任何幸福，并且很少想到他们的饥寒温饱。相反，太太和孩子却因他受尽了人间的磨难。

    留美之前，朱湘和霓君有一次生气吵嘴，他失手打了她，她被逼无奈回了娘家。他还好，连忙赔礼，哀求她原谅，绝对是真诚的。到美国以后，他在信中向太太解释了他发脾气的原因：“我受了外面的气，负了一**的债，又要筹款留学。”霓君原谅了他，带着孩子在国内，无依无靠，四处漂流，时而寄居在她妹妹的婆家，时而在尼姑庵中借宿，娘儿们忍饥受寒供朱湘读书。

    其实，朱湘对霓君是怀着满腔的深情的，他曾很动情地写信向她表白：“回国以后，我要作一个一百分好的丈夫，要做一个一百分好的父亲。”后来，他在美国写给霓君的情书编为《海外寄霓君》，书中充满了对家庭对朋友的爱，也充满了对国家对人类的爱。怎奈他无力摆脱经济的重压，因为经济，他提前回国了；回国以后，他在经济上并没有翻身，因而也就无法兑现他向霓君的承诺。

    在安徽大学教书期间，霓君因事需回娘家几日，把儿女们托付给朱湘照管。他最小的儿子大病了一场刚好，又才断奶不几天，朱湘每日强迫他吃香蕉一枚，吃不下也要填鸭式地填下去，结果，这个婴儿因消化不良夭折了。这件事给霓君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创伤。旧伤未愈又添新伤，朱湘因一时义气，自己砸掉了自己的饭碗，彻底断了经济来源。失业后，他为了尽快谋个职业，南北奔走，四处漂流，今儿北京，明儿上海，行踪不定。家里入不敷出，老债未清，又添新债，他沦落到穷愁潦倒的地步，对妻小更是无力无暇顾及。霓君有苦无处诉，寄居在娘家忍气吞声，靠帮人做粗活维持她和孩子的生活。

    贫贱夫妻百事哀。生活的清苦导致了家庭的不幸，谋职无望，家境凄惨，朱湘和霓君的感情已面临严重的危机，离婚的话题无可避免地被提上了家庭的议事日程。

    朱湘在求职的路上接连碰壁，及至绝望之时，他终于“明白”过来了：是诗歌和文章误了他的前程，害了他和他的太太孩子。

    “以前我是每天二十四点钟之内都在想着作诗，生活里的各种复杂的变化，我简直是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