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聚焦于一个渺小的点，中国的轮廓也逐渐在我面前浮现出来。

    那时正好是2000年，人人都在传诵着这将是属于中国的世纪，他们露出信誓旦旦的表情，我顿时就信了。一年以后，申奥成功了，当漫天的烟火点亮北京的夜空，当无数的中国人涌上街头，那真的让人感动。我远在农村的奶奶没牙的嘴巴里也露出了空荡荡的笑容。她的人生充满艰辛，但在那个时刻，她起码很高兴。这个国家太需要一场宏大的认同了，哪怕要为此付出更多的代价，然而我们并不在乎。不久后发生的“911事件”，则让“中国世纪论”赢得了更广泛的支持，当那两座象征着美国文明的大厦颓然倒塌的瞬间，整个宿舍楼爆发出持久的欢呼，同学们都坚信：美帝完蛋了，谁还能阻挡我们的崛起呢？

    然而在一个仓皇的年代，当国家意气风发的时候，普通人的命运就总是被社会折射得七扭八拐，谁也不清楚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攥住自己的人生。带着一种晦暗不明的心情，毕业后我跑去了西部。我试图在那里找寻些什么，或者发现些什么，但是如果我真的在那里看到了什么，那就是什么也没有看到。惨淡经营的工业、被束之高阁的制造业、新式的土地兼并到处都是，农民被钉在原地，工人则蹬起了三轮。

    在一个乡村小学，我经常领着一群小学生在一片黄土的操场上玩游戏。在操场的中央，孤零零的旗杆上挂着一面鲜红的中国国旗。每天早上，他们都站好队冲着它敬礼，衣衫褴褛但神情庄严。有时候会有风刮过，国旗被吹得呼啦啦作响，仿佛一阵沉重的呜咽。

    再后来我回到了北京，有了体面的工作和身份，有些事情渐渐就忘了。大城市的生活紧张而繁忙，北京也在一天天地发胖，我眼看着它的腰围大了一圈又一圈，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却越来越瘦。经济在疯狂地膨胀，文化被无情地吞噬，我更加无所适从。

    2006年的时候我出国了，漫步在伦敦整洁有序的街道上，资本主义的气息是如此香甜，让人产生了轻微的幻觉。然而文化的隔阂终究无法消弭，留学生们纷纷搂在一块，遥望着祖国，像望夫石一样坚定。在奥运火炬传递受到干扰的时候，很多从不关心政治的留学生都走上了大街抗议，在异国的街道上，他们终于可以走得理直气壮一些。他们无疑热爱着中国，就跟我一样，然而就像《茶馆》里的常四爷感慨的那样：谁**又来爱我呢？

    现在我又回到了这片土地，它还是那样沸腾而杂乱，充斥着热切的梦想和畸零的人生。无数普通人步履匆匆，在这个国家里奋斗挣扎，像鱼缸里游泳的鱼。外面的世界辽阔无垠，但跟他们都没什么关系。我每天上班，行走在路上，无论去哪儿，一直揣着我的身份证，随时都准备拿出来证明自己是个中国人。

    讲述了这么多，我并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表达什么，或者说，可以表达什么。我想讲一些痛快的话，但话到嘴边却又沉默，“我想唱一首歌宽容这儿的一切，可是我的嗓子却发出了奇怪的声音”。孔子有云：六十而耳顺。意思是说六十岁的老人，不管听到什么言论，都不会去计较了。我真的希望会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