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倾朝野的庆亲王奕劻的公子载振担任商部尚书，开会和同事叫了几个**，居然也被报出来，丢了官。这对于已经习惯了闲来无事逛胡同的京官而言，是一个多么大的震撼。原本，新政开始之时，清朝统治已经差不多二十五多年了，整个统治机构已经严重老化，吏治**，玩忽拖沓，已经病入膏肓。朝廷依靠这样的机器进行变法，事实上已经不可能。但是，由于新政是一种开放式的改革，在野的士绅和绅商凭借地方自治，咨议局的选举以及各种社会团体的组织，高度参与。媒体又从旁批评，起到了监督作用。结果意外地吏治竟然有了大幅度的改变，更新谈不上，但至少作恶收敛了许多。晚清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上列举的官员劣迹，其实到了新政时期，已经大有改观。况且，除了革命党办的少数报纸（销路和影响都有限），当时主流媒体所主张的价值，比如立宪、文明等等，在改革中的清政府其实一直在努力向这方面靠拢。包括原本作为清朝统治象征的辫子，如果报纸抨击说留辫子不易于卫生，一些政府官员都会很听得进去，对剪辫子的下属听之任之。

    现在史学界已经承认，新政时期的成绩还是很可观的。不仅政府的军事改革、行政改革、司法改革和政治改革在有序地进行，而且在关税和盐税都抵押支付庚子赔款的情况下，政府的财政收入居然能从不足一个亿，达到近三亿两。多数的省份，都有结余。投资增加，新的企业接连兴办。社会秩序也比庚子义和团时期，好了不知有多少倍。上个世纪50年代史学界统计辛亥前一年全国的民变，说是有一万起，但资料罗列出来的不过几百起。即使后来发生了革命，民众也基本上没有参与，说明他们对当时的政府并不反感，即使在革命发生的权力真空时期，也没有发生大规模地杀官事件（这在以往的朝代更迭中，是常见的）。这一切，跟媒体的批评监督，不无关系。他们的批评，即使具有相当恶意，甚至居心叵测的攻击，也在事实上给政府加了分。

    我们知道，革命党人一直在搞起义暗杀，但基本上没有成功的机会，真正有了机会，还是因为清政府自己犯了重大的错误，盲目而且专横地收揽权力，直至出台皇族内阁，专横地收揽资源，把地方的路矿权收归中央，也就是由皇权独揽。这样的大错一旦铸成，得罪了最不敢得罪的立宪派和地方实力派，革命就有了机会。这个过程，媒体其实一直在做事实上的诤友，对这样的倒行逆施大加跶伐，可惜，当时当家的满人亲贵，听不进去。打到清政府的，其实是这个政府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