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官与逃皇帝

    比较起来，清朝对于官员的法度还是比较严的，别的不讲，单一项，守土有责，就挺要命的。地方官无论手中有兵无兵，有人打上门来，外敌也好，内贼也罢，只要人家打破了城池，你可以战死，可以自戕，但不能逃，只要做了逃官，追究下来，必定是个死，而且名声大坏，辱及祖宗，累及子孙。闹太平军的时候，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做安徽巡抚，城破而未殉节，西太后看在翁同书的父亲翁心存是同治皇帝师傅的份上，未加追究。但曾国藩却不肯，接二连三死咬不放，指使手笔如刀的李鸿章上奏，硬是把个翁同书流放了才算罢休。其他人没有翁心存这样靠山的，基本上，早早就准备好了毒药，先把老婆孩子打发走路，城一破，就仰药自尽，给自己的儿子，留个“烈士子女”待遇，功名和仕途上，有诸多的优待。

    但是，这样的法度，皇帝本人却天经地义可以法外不问。晚清时节，皇帝一共跑路两次，谁也不敢说半点不是。官员弃城而逃叫做违法，而皇帝逃城却被叫做狩，从字面理解，说是去打猎了。这个狩，向北就叫北狩，向西就叫西狩。被人活抓了，当俘虏押走，只要是向北走，也叫北狩，比如北宋的钦徽二宗。在这一点上，清朝的皇帝还真的不如明朝的皇帝，别看明朝昏君多，但人家在两次敌人兵临城下的时候，都没走路。大概清朝的皇帝游猎人出身，天生就没有守城的耐心和胆量。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当时的湖广总督瑞澂很不争气，那边楚望台的炮一响，革命军还没有攻到总督府，自己就先在后花园挖了狗洞，一溜烟跑到楚豫号兵舰上，给下属示范了一个随时可以溜号的榜样。当然，余下的人，也就没有斗志了，一夜之间，武昌易色。对于这样的瑞澂，朝廷给的处分是革职留任，要他把丢了的武昌夺回来。这样的处分，按清朝的惯例，如果后面被处分者表现稍微好一点，位子一般是可以保住的。所以，后来的遗老遗少们很是不忿，因此有传说，这样的从宽处理，是因为隆裕皇太后做了干预。说是当时作为内阁总理大臣的庆亲王奕劻力主从严，但隆裕不肯。奕劻说，封疆重臣，弃职逃去，岂可宽贷？隆裕说，庚子那年，咱不也逃了吗？于是奕劻只好作罢，退而忿然跟人说，小舅子保驾。因为瑞澂是载泽的妹夫，而载泽是隆裕的妹夫。

    其实，这个说法，就是一个故事。因为武昌起义那会儿，朝廷当家的，还是摄政王载沣，隆裕虽然是皇太后，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