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念

    G.H.切斯特顿先生有一次叹息着说，报纸争论的艺术在今天随着“坚定信念”衰落而衰落。切斯特顿先生认为，这就是“新旧报刊的主要分界线。现在关于政治、哲学或宗教问题的绝大多数讨论中很少有明确的判断，还只是一种互不牵涉的孤立研究——似乎作者在观察和描绘鸟的飞翔”。

    他错误地以为坚定信念的缺乏是当今社会的弊端。这种对待真理的冷漠、游离态度，他比之为自然科学家对鸟飞的观察，其实用中国“蜻蜓点水”的比喻更为恰当，这种事在中国屡见不鲜。切斯特顿正确地把这种态度归因于“当代社会怀疑论的裂变”。然而，怀疑论跟古雅典一样陈旧，在中国，我们只会说这种当代思想病正是道教和庄子认识论的遗症。总之，庄子真理和杜威真理披着同样的外衣。例如，切斯特顿先生哀惋地追溯古代，“那时人们尚有些宗教或哲学的根据可参考”。现代帝国主义者说：“我认为你要推翻国王的企图是违反基督精神的。”社会主义者会反驳：“我认为你要消灭黑人的政策是可鄙的。”如果庄子晚于1905年才出生，如果他参加了帝国主义者同社会主义者的那场舌战，他会嘲笑这些仁人君子的“坚定信念”，他会捧着脸来笑个不停，拉长的面庞犹如标出个大问号。

    在此我不想为怀疑论辩护，不论它是时髦的还是陈旧的，我只想描述一下我心头的纷乱。这种纷乱盘根错节，常使我在许多事务中手足无措，举步维艰。我记得上大学时正值欧洲战争爆发，我很嫉妒同学们的信念，他们坚定地说，这次战争是德国人挑起的，唯德人须引其咎：后来俄国脱离协约国进行举世无双的社会政治试验，即所谓布尔什维克革命，我的同学甚至一些教师明确、坚定地认为布尔什维克十恶不赦，我对此印象尤深。我知道，如果我要对布尔什维克形成这样明确、坚定的看法，那得经过长期艰难、痛苦，我的困惑并不仅仅限于学院内关于社会或政治问题的讨论。不仅教授和大学生的坚定信念使我慑服，甚至商人也对我有同样的效力。这两个阶层的声调如此相像，以至于很难判断谁应受到切斯特顿先生更多的赞扬。有一天，我要为办公室添置一台雷明顿牌打字机，我倒并不是特别要买雷明顿牌，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