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曾任张之洞的“通译员”,(张之洞是十九世纪末叶,主张维新的伟大满洲官吏之一,是使长江一带不受拳匪扰乱的一个重要角色。)我曾见过辜鸿铭,他留着薄薄的头发,在中央公园独自散步。有人会以为他是一个走霉运的太监,或者根本没有人注意到他。多么孤独骄傲的心啊!虽然如此,但我觉得不配去接近这位精通马太·安诺德、罗斯金、爱默生、歌德及席勒的专家。尽管当陈友仁(后来在一九二八年担任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和辜鸿铭一九一五年在《北京新闻》(一份陈所编的英文日报)大开笔战的时候,我在圣约翰大学里就对他颇为仰慕。辜是一个众所共认的保皇党及失势的支持者,而陈却是一个革命党。两者都精于谩骂,而且无懈可击地精通英文。陈称辜是江湖术士及抄经文士,而辜却称陈是走狗和一知半解的印度绅士(一个失去国籍,半英国化的印度人),因为陈生于千里达岛,说中国话像外国人。当我在德国读书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我发现辜鸿铭在德国的那段日子还很有名气。他那本小书《Veteidigung Chinas gegen Europa》(如果我还记得清楚,有一个德国人曾将他这本书译为《中国文化的精神》)在文化界知者甚多。这本书写于一九一五年,大战爆发后不久,虽然他用很不含糊的话来谴责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但他把大战首先归咎于卑劣的英国帝国主义及伦敦的暴民崇拜。他说了一些同情德国人的话,说他们“热爱公义”,整洁而有秩序,有“道德性格”。他精通歌德及席勒,而且是大腓特烈及俾斯麦王子的伟大仰慕者,所以虽然他在美国是完全籍籍无名,他的话德国人很喜欢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