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三 《莽原》杂志的编辑部主任韦素园（2）

    鲁迅的新生活，因为上海高长虹的骂以及各式各样的流言，所以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的风波。1928年，一位署名周伯超的人，给鲁迅写了这样一封信：

    鲁迅先生：

    昨与诸人同席，二人宣传先生讨姨太太，弃北京之正妻而与女学生发生关系，实为思想落伍者，后学闻之大愤，与之争辩。此事关系先生令名及私德，彼二人时以为笑谈资料，于先生大有不利，望先生作函警戒之。后学为崇拜先生之一人，故敢冒昧陈言，非有私怨于二人，惟先生察之。

    敬颂

    著祉！

    后学周伯超上言

    除了这些后学的道听途说加以传播之外，反目之后的兄弟周作人对于鲁迅的新生活也是多有讽刺和批判，譬如他在1930年4月17日发表于《益世报》上的《中年》一文中就有对鲁迅的新生活的影射：

    世间称四十左右曰危险时期，对于名利，特别是色，时常露出好些丑态，这是人类的弱点，原也有可以容忍的地方。但是可容忍与可佩服是绝不相同的事情，尤其是无惭愧地、得意似地那样做，还仿佛是我们的模范似地那样做，那么容忍也还是我们从数十年的世故中来最大的应许，若鼓吹护持似乎可以无须了罢。我们少年时浪漫地崇拜了许多英雄，到了中年再一回顾，那些旧日的英雄，无论是道学家或超人志士，此时也都是老年中年了，差不多尽数地不是显出泥脸便即露出羊脚，给我们一个不客气的幻灭。这有什么办法呢？……譬如普通男女私情我们可以不管，但如见一个社会栋梁高谈女权或社会改革，却照例纳妾等等，那有如无产首领浸在高贵的温泉里命令大众冲锋，未免可笑，觉得这动物有点变质了。我想文明社会上道德的管束应该很宽，但应该要求诚实，言行不一致是一种大欺诈，大家应该留心不要上当。我想，我们与其伪善还不如真恶，真恶还是要负责任，冒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