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的大学生在高等技术学校中学习。妇女有了获得教育的可能性，妇女对社会性公益劳动的参与——这是文化民主化的标志之一。在农奴制改革前的俄罗斯，只存在有等级制的女子学校，妇女被禁止进入大学。在俄罗斯资产阶级改良的前夕，开始了一场要求赋予妇女接受中、高等教育之权利的广泛运动。50年代末，出现了第一批无等级的女子普通中学，但与男子普通中学相比，其学习科目的规模要小一些。

    在60—70年代，俄国妇女为得到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而进行的斗争演变成为一场令全社会瞩目的文化启蒙运动。

    长期以来，俄国妇女的活动天地只是家庭，她们实际上被排斥于社会生活之外。19世纪中叶，情况开始逐渐发生变化。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在俄**队中有不少志愿女看护。60年代初，有些人猾参与了组织星期日学校的工作。在虚无主义运动影响下，受过一点教育的俄国妇女都崇尚为民众工作的精神，只要是对人民有利的事情，不论是什么职业，也不论社会地位如何，她们都愿意去做，同时，许多贵族女子纷纷跑到彼得堡、莫斯科和基辅等大城市求学，希望获得一门专业知识以便摆脱家庭的束缚，谋取独立的地位。有些平民女子也走上了同样的道路。但是，当时俄国的大学是不向妇女开放的。妇女们要求开办女子大学或学院的愿望也遭到政府的拒绝。于是，妇女们自行在彼得堡各处开设了讲习所或客厅讲习班，邀请大学的教授们来讲课。妇女们表现出了强烈的求知**，她们经常要求教授把每门课程讲得比规定的更多更细，并且不愿放过任何学习的机会。在讲习班中，她们除了学习专门知识外，还就有关学校和教育问题展开讨论，拟订开办女子大学的计划。

    她们还把眼光转向了国外，当得知国外的某所大学招收女生时，就马上前去求学。60年代，在海德堡、柏林、苏黎世的大学里，有不少俄国女子在学习法律、历史、数学、医学等各种专业。1867年，娜杰日达·普罗科菲耶夫娜·苏斯洛娃在瑞士苏黎世大学毕业并取得医学博士学位，次年回到俄国当了妇产科医生，并因此而成为俄国第一位女医生。苏斯洛娃的父亲曾是个农奴，但会读会写会算，在尼古拉一世死后从主人那里赎了身，并当上了他的领地总管，后来举家迁居彼得堡。60年代初，苏斯洛娃猾参加了争取受高等教育权利的妇女运动，并曾在彼得堡大学和军医学院旁听，获得了初步的专业知识，为她以后的深造创造了条迹出身于将军兼地主家庭的科尔温—克鲁科夫斯卡娅两姐妹也是新一代妇女的代表。她们曾深受虚无主义运动的影响，在60年代末出国求学。姐姐安娜后来同一位法国革命家雅克拉尔结婚，猾参加了1871年的巴黎公社运动，是妇女联合会中央委员会委员，经常写文章、作演讲，在进行战斗时还当护士。妹妹索菲亚在柏林大学研究数学，成为第一流的数学家，受聘为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女教授。索菲亚著有微分方程、分析函数以及力学和天文学方面的专著，1889年被选嗡得堡科学院第一位女通讯院士。

    在革命运动时期，妇女被允许进入大学旁听。但是，根据1863年法令，妇女升大学的问题仍未能得到解决。因此，许多女子便出国留学。70年代，在苏黎世大学的外国女留学生中，俄罗斯女子占80%。在俄罗斯，展开了一场捍卫妇女教育的猾的社会一科学运动，这一运动得到了门捷列夫及其他一些进步学者的支持，该运动最终导致了高级女子专修班在60至70年代之交的建立。这些专修班最初开办于彼得堡；在莫斯科最为有名的是大学教授B·H·格里耶的高级女子专修班（1872年）。女子专修班按大学的大纲授课，但很长时间里，专修班毕业的妇女却没有被授予从事专业工作的权利。直到20世纪初，政府才被迫在法律上承认了俄罗斯存在高等女子教育这一事实。

    尽管政府对于让妇女接受高等教育的问题不感兴趣，右派报刊不断地对妇女文化启蒙运动进行攻击和污蔑，但妇女们终于争得了开办女子高等学校的权利。1872年，一些从国外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回来的妇女迫使政府允许她们自己筹款开办了一所女子医科学校。当俄国政府为防止在苏黎世读大学的俄国女子与流亡的革命者交往而把她们召回国时，妇女运动活动家又借此机会开办了几所新的女子高等学校。当时妇女的文化启蒙运动并不局限于争取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它还具有更为深刻的社会意义。妇女的斗争本身就是对旧秩序的否定，有许多年轻女子正是从这里开始走上参加社会政治运动的道路，成为反对**制度的战士。

    1897年全俄罗斯的人口调查，第一次给出了一张全国教育水平的全图。俄罗斯的识字者平均占人口的21.1%，其中，男性中的识字者(占29.3%)要多于女性中的识字者(占13.1%)。在这一时期，只有1%多一点的俄罗斯国民接受过高等和中等教育。只上过中学的人，仅占全部识字国民的4%。换句话说，19世纪末俄罗斯的教育水准，是由初等学校来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