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沌后的觉醒，觉醒后的进步(1)

    教育与妇女启蒙运动

    在农奴制改革的最初几十年里，社会文化最突出的一面就是教育的普及。在改革前，俄罗斯居民有文化的平均只有6%左右，官办教育和经院式的教育体系仍然是主要的教育方式。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彼得罗哥夫就反对等级学校和早期的功利主义职业教育。他认呜须普及普通教育，普通教育应成为职业教育的基础。进步的社会各界也反对教育中的等级制；其中，革命民主派还赋予道德教育以重大的意义。

    此后，全国展开了一场广泛的运动，要求创建国民学校，改变国民学校的教方法，赋予妇女接受教育的权利。一些识字委员会和与地方自治有联系的会教育组织，为在民间普及教育做了大量的工作。早在1845年即已成立的莫斯科识字委员会，首次提出了实施普通初等教育的问题。1861年，在自由济协会中组建起了彼得堡识字委员会。它为自己制定的宗旨是“主要在摆脱农奴制依附的农民间促进识字的普及”。诸如此类的教育组织也出现在托斯克、萨马拉、哈尔科夫和俄罗斯的其他一些城市中。在这些教育组织中展的工作有：编写初等学校用书目录、编写教科书、征集国民教育所需的资金。乌申斯基有理由被视为俄罗斯国民校和教育科学的奠基人。他是一位卓越的俄罗斯民主主义教右，是为俄罗斯数千万儿童沿用了半个世纪的教科书作者。乌申斯基创立了俄罗斯的教右学派，对俄罗斯其他民族进步教育思想发展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60年代，政府在学校事业方面进行了改良，这是当时社会改革的一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民主阵营猾活动的结果。1864年颁布《初等国民学校法令》，宣布了学校的无等级性，赋予各种社会组织以开办初等学校的权利；妇女获得了在学校授课的可能性。但是，所有学校仍必须服从于国民教涌，首先是“在人民间确立宗教和道德观念”，然后才是“各种基本的有用知识的普及”，继续被视为初等学校的基本任务。宪兵头领多尔哥鲁科夫在给沙皇的呈文中承认，“识字的好处是不容置辩的”，因此他竭力主张，“政府应采取迅速、有效的措施去领导这一运动……政府不能允许半数国民都将自己的文化程度归功于私人的慈善行为，而非国家”。

    1864年的法令虽然具有资产阶级倾向性，但并没有消除教育连续性的脱节现象，后者最能充分体现出封建学校等级制的原则。卡拉科佐夫于1866年对沙皇所放的一枪，成了导致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反动倾向加剧的一严峻的信号。农奴制改革后的俄罗斯最流行的初等学校类型，是地方自治会小学，源于社会的倡导。在地方自治机构存在的最初10年间开办了约1万所这样的小学。在随后的年代里，其增长有所减慢。

    与俄罗斯当时存在的其他初等学校(部属学校，教区学校)相比，地方治会的三年制小学具有较好的教学内容；除阅读、书写、四则运算和神律外这里还教授自然、地理、历史方面的基础知识。地方自治会小学的教师，大多都是进步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地方自治机关出资开办了专门的教师讲班，为教师的劳动付酬，并负责充实国民图书馆。地方自治机关在国民和教育方面的活动，无疑具有进步色彩。依赖地方自治关的力量创办的初等国民学校，是农奴制改革后的俄罗斯社会文化发展史上的重大成就。

    根据1864年的法令，在初级教育体系中，保留了教区学校。这些学校中的基础教育除阅读和书写外，还包括神律、教会斯拉夫文阅读和教堂唱诗，其基础教育水准要大大低于地方自治会小学。府对教区学校实行庇护，希望借助教区学校对学生进行宗教性和政治性的教育。

    普通中学是中等学校的基本形式，它在60年代被视为无等级的普教府。在这一时代，出现了不同类型的普通中学——实科普通中学和古典普通中学。但是，从一开始起，这两种普通中学的权利就不是完全平等的，在1866年之后，古典普通中学实际上已成为中等教育的基本形式；实科普通中学则被改为六年制学校，其毕业生无权升入大学。古典教育因素在普通中学里的发展，古老语言教学的扩大，被政府视为一种摆脱一切灾难的法宝，使青年人免遭“革命传染病”的拯救方式。与农奴制改革前相比，普通教学有了显著的增长

    在民主阵营的影响下，政府被迫改变了其大学政策。1863年颁布的大学法令，是革命前所有大学法令中最自由的一个。在获得了自治权的大学中，创办了许多新的教研室，科研工作很活跃，毕业生的文化水准也提高了。在那些年代，大学中聚集着俄罗斯优秀的科学力量和许多杰出的学者，他们不仅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教育在全国的普及。

    工业和交通的技术装备的增多，生产工艺的完善，都要求专业教育水平的提高。早在农奴制改革前即已建立的彼得堡工学院和莫斯科手工业学校，均改为高等学府。至19世纪末，俄罗斯计有高校63所，在校学生近3万。这一时期，有7000多人，也就是说，约有四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