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纪事》杂志上，这是赫尔岑深刻批判唯心主义哲学，系统表述哲学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代表作。

    1847年，赫尔岑流亡法国后，对资产阶级社会有了直接的了解。他连续给《现代人》杂志撰稿，批评资本主义制度，流露出对自由主义的怀疑。他尖锐地指出：“法国和其他欧洲强国的国家形式就其内涵来看，是与自由、平等、博爱毫无关系的。无论以何种方式实现这些思想，都将否定现代欧洲生活，都将导致现代欧洲生活的终结。”他在第一篇文章中就涉及了一个对于他在俄国的朋友和论敌都十分重要的问题，即先进的俄国人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西欧自由主义学说的接受者和继承者？俄国是否已经为自己走西欧那样的资本主义道路作好了准备？尽管他自己也还未能回答这样的问题。1852年赫尔岑移居英国，建立“自由俄国印刷所”，创办《北极星》、《钟声》等报刊，继承十二月党人所开创的事业，号召人民推翻沙皇**制度，消灭农奴制。这些报刊秘密地运回俄国，对俄国解放运动的发展起了猾的促进作用。

    赫尔岑的思想引起了他的自由主义朋友波特金、科尔什等人的震动和反对。这时的别林斯基维护赫尔岑的立场，认为对他的观点不能过于苛求。别林斯基与赫尔岑在对资本主义看法上的一点不同是，别林斯基主张，目前还不必将欧洲的问题完全当作俄国自身的问题来对待，而应该首先在俄国“发现问题和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他在这里所表达的显然是这样的思想：俄国面临的紧迫问题是废除农奴制度，而不是有关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及其前途。

    19世纪40年代，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先驱者们曾接受了充满浪漫主义精神的、令人神往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1841年，别林斯基对朋友们说，他现在“处于一个新的极端，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不仅是一种哲学，而且是一种宗教。他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消灭贫困、压迫和犯罪，实现自由和平等。学生时代就已热衷于傅立叶、圣西门思想的赫尔岑这时也宣布，他已成了一个“毫不动摇的社会主义者”。

    赫尔岑还以文学为武器，他的文学创作始终贯穿着反对**制度和农奴制这个主题。40年代初，他发表了自传体中篇小说《一个青年人的郧》，准确地描写了知识分子的精神成长，开始了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以后在《克鲁波夫医生》、《偷东西的喜鹊》、《谁之罪》等文学作品中，他深刻地揭露了农奴主的残暴专横，广大人民的悲惨遭遇，脱离人民大众的知识分子的软弱无能，使人们认识到**制度不仅剥夺人民的财产，而且摧残人的尊严和创造才能，使人民在精神上套上了沉重的加锁，受到奴役，农奴制的俄国已经陷入了“普遍疯狂”的状态之中。在其晚年，完成了大型回忆录《往事与随想》，赫尔岑说它是“历史在偶然出现于它的道路上的一个人身上的反映”。这部回忆录的内容十分丰富，赫尔岑将自己的生活道路、思想发展与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再次生动地表现了一生追求真理，渴望自由、民主的坚定信念。

    赫尔岑是在俄国革命的准备时期起了伟大作用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列宁说：“赫尔岑不能在四十年代的俄国内部看见革命的人民，这并不是他的过错，而是他的不幸。”他虽然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但他看不到人民的力量，不相信人民的力量，所以他虽然已经走到了辩证唯物主义跟前，却在历史唯物主义前面停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