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大学的学生组成的哲学学术团体，主要成员包括巴枯蘑波特金等，别林斯基有时也参加这个小组的活动。斯坦凯维奇反对**制度和农奴制，但是却缺乏革命的理想和愿望，他认为沙皇政府迟早有一天会自己放弃农奴制，即使这样，广大人民仍不能够参加社会的管理工作，因为人民的智力发展达不到这个水平。因此，首先应在人民中间扩大智力发展，在俄国境内普及教育。他强调，摆在进步人士面前的重要任务，就是促进启蒙，发展教育，加强人们的道德修养，多做善事。知识分子的使命和功绩，就是在不断改进自己的道德和智力的同时，去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启蒙。在“斯坦凯维奇小组”的活动中，更充分地表现了贵族启蒙思想家温和的、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

    齐·尼·格拉诺夫斯基生于贵族家庭，早年就读于彼得堡大学法律系，后到莫斯科大学讲授历史，并进行文学著作研究。他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认为只有在祖国的土地上，才能够干出真正的事业来。他关心广大贫穷、痛苦的劳动者的生活，追求自由、进步，反对**统治，主张消灭农奴制度。但是，他反对用革命的方法，特别是通过人民革命的方法来改变俄国的一切。他崇拜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希望这一切能通过和平的历史发展道路在俄国实现。这种温和的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使他在思想上往往表现出许多矛盾，如一方面深深地同情欧洲的无产阶级，另一方面又反对社会主义思想，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一方面承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认为历史科学的任务，就是要去揭露和认清历史发展的法则，另一方面却又用唯心主义的观点去解释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强调人类的历史是世界精神的发展过程，历史法则取决于精神本质。

    这一时期，斯贝兰斯基继续担任由国务会议立法委员会改组而来的第二厅主任，负责法律编纂工作。他认为通过法律汇编可以摆脱国家治理上的混乱状态，使人民能够处在一个法律环境中，扩展他们对法律和法制的认识，从而为实现政治自由做好准备。他在1830年编出了《俄罗斯帝国法律大全》，1833年又编成15卷的《俄罗斯帝国法典》。这时的斯贝兰斯基远较亚历山大一世改革时期的斯贝兰斯基谨慎，其思想也表现出一定的保守倾向。在他的后期著作中，自由主义的原则开始同东正教国家的精神目标联系起来。他所汇编的法律虽然不能成为沙皇政权的行为准则，但使得法律的观念、不能允许专横的观念逐渐进入日益广泛的社会阶层的意识之中。

    莫尔德维诺夫在尼古拉一世时期也仍然十分活跃，他是国务会议中的头面人物、自由经济学会主席、俄美公司负责人之一，还是保险公司、私人银行的倡导者。他不同意十二月党人的做法，但赞成他们的思想，并和斯贝兰斯基一样与他们有过密切的联系。现在，他继续大力鼓吹经济自由主义观点，认为自由是人民活动成功的唯一准则，只要消除对生产力自由的限制并充分使用这种生产力，俄国的经济就能得到高度发展。莫尔德维诺夫回避了国家制度的问题，但就城市自治、司法制度和国民教育的改革发表了意见，并在建立经济统计制度、向人民提供医疗服务、设立公共图书馆等方面作了许多努力。他的很多建议成为60年代之后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在地方自治局中的主要活动内容。

    斯贝兰斯基和莫尔德维诺夫只是代表了官方的贵族自由主义的余波。俄国社会正在经历的剧烈变动孕育着社会思想的新发展。

    不难看出，贵族启蒙思想家思想认识的局限，不可能达到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高度。随着资本主义关系在封建农奴制社会内部的持续发展，农奴制危机的不断加深以及西欧国家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在俄国的影响，俄国国内30、40年代的思想斗争，都为革命的民主主义思想的产生抠了道路。赫尔岑、别林斯基、奥格辽夫，以及后来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是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优秀代表。他们在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上，同贵族启蒙思想家有着原则的分歧，他们热烈地宣传人民革命思想，主张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彻底地解放农奴，消灭农奴制，推翻沙皇**制度。在俄国革命思想发展的历史上，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占有重要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