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潮与传统的碰撞——贵族自由主义(3)

    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争论

    19世纪30年代，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开始形成，它是和农奴制危机不断加剧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农奴制危机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俄国思想界尖锐的思想斗争。在镇压了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之后，新沙皇尼古拉一世加紧了对思想界的控制和监督。为了防止自由思想的传播，政府竭力加强“精神堤岸”，实行严格的书刊检查制度，查封了一批登载过触动农奴制度和**制度的文章的杂志。

    以教育大臣谢·乌瓦罗夫为首的农奴制的捍卫者，提出了所谓的“官方人民性”理论，他们说沙皇制度、农奴制度和东正教都是符合俄国“民族性”的，农奴制和**制度是两种同时发展的平行的势力，他们不仅是俄国存在的基础，而且也是对抗“动乱”和“腐化”的西方的武器，是不可动摇的。他们还认为俄国的过去是惊人的，它现在更加壮丽了，至于它的未来，将超过一切，只有最富想像力的人才能体会得到。谢·谢·乌瓦罗夫伯爵提出了“东正教、**制度和民族性”三位一体的公式，为沙皇政府所首肯，并作为俄国的基本政治口号贯彻于社会生活之中。

    在40年代，俄国思想界进行了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论战。虽然这种论战带有狭隘的小集团的性质，但作为当时两种重要的社会思潮的交锋，对俄国社会政治思想的发展仍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斯拉夫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阿·斯·霍米亚科夫、基列耶夫斯基兄弟、阿克萨科夫兄弟、萨马林、科舍列夫、瓦卢耶夫等。斯拉夫派的成员主要来自中等地主、贵族知识分子和僧侣，他们维护沙皇**制度，认为俄国的土地制度、东正教、**制度是俄国的特性，俄国有自己独特的社会发展道路。在俄国，进行革命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他们主张召开通过选举产生的代表组成的缙绅会议，反对立宪，反对与西方接触、向西方学习，尤其反对西欧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斯拉夫派主张发展工商业，修筑铁路，在农业生产中采用机器。斯拉夫派维护反动的泛斯拉夫主义，宣扬所有的斯拉夫人都应该统一在俄国沙皇制度的保护下。

    西方派也称西欧派，该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季·尼·格拉诺夫斯基、康·德·卡维林、鲍·尼·齐切林等。这一派的成员主要是地主、贵族和大商人，一些人是有一定影响的作家、教授。西方派反对农奴制，主张走西方国家发展的道路，他们崇拜西方，赞赏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在俄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前途等问题上，西方派与斯拉夫派有重大的分歧，但是在害怕革命，尤其是害怕人民自下而上地发动革命，推翻沙皇政府的封建统治这方面，两派却是一致的。他们主张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实现君主立宪，议会政治。

    19世纪上半期，俄国社会发展处在重大转折时期，在反对、抨击农奴制的斗争中，一些贵族启蒙思想家们做出了猾的贡献。这些启蒙思想家以彼·雅·恰达耶夫、尼·弗·斯坦凯维奇、齐·尼·格拉诺夫斯基等人为代表。

    彼·雅·恰达耶夫出身贵族，早在20年代就与十二月党人有密切的联系，曾参加十二月党人的秘密协会“幸福协会”。在《哲学书信》这部文集中，集中表述了他反对**制度，反对农奴制的思想。他认为，沙皇政府继承了鞑靼蒙古对被征服的异族统治的方法，来对待俄国人民；农奴制的存在，是俄国生活里的黑暗和可耻的污点，是国家进步道路上的主要障碍物。他对俄国的未来充满了悲观的情绪，他在分析俄国历史发展的特点时说：俄国好像缺少一种内部的、传统性的思想联系。东正教、鞑靼人与蒙古人的压迫和俄国**政体的野蛮独裁，是俄国落后的原因。但当我们摆脱了外国人的奴役枷锁的时候，我们却又陷进了更加残酷的、而且是被我们的解放的事实所创造出来的奴隶制度。但是，他仅仅是停留在这种严厉的批判上，并没有进一步提出推翻**制度和农奴制的革命要求。相反，他害怕自下而上的人民革命，将俄国的未来寄希望于教育的普及。

    尼·弗·斯坦凯维奇早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文学系，潜心研究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他作为贵族启蒙思想家的活动，主要是和“斯坦凯维奇小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小组是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