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个国度都出现了相当数量的研究专家，并具有广泛的群众影响。

    现在回过头来审视鲁迅研究，就会感到鲁迅研究正好符合形成独立学科的全部条件。我们在论述鲁迅本体的精神性时谈过一些鲁迅自身所具备的优越条件，这里还有必要按照学科的形成条件作进一步的阐发：

    广博性。鲁迅著作的广博性，不仅在中国20世纪精神文化史上少有比肩者，而且在五千年精神文化史上也是罕见的，在世界精神文化史上同样是屈指可数的。鲁迅涉及了哲学、政治、历史、文学、社会心理学、精神现象学各个人文科学领域，并深入到了自然科学范畴，不愧是中国近代社会、人情世俗的百科全书。要了解中国，就不能不懂得鲁迅。

    深刻性。这是鲁迅思想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他对中国国民性与中国社会的深刻认识以及思维方法的科学性、思辨性，迄今为止，无人企及，其深刻内涵远未挖掘穷尽。这看来是广大鲁迅研究学者需要继续奋斗若干年后才能更见成效的艰巨任务了。

    独特性。鲁迅思想、人格以及由此构成的文体风格、艺术笔法的独特性，是人类精神文化史上的一个特异现象。单是分析、研究这种独特性的内涵及其形成原因，就值得写一系列厚重的专著，成为一种独特的学问。

    当代性。在中国文化名人中，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联系最紧密、最深刻的是鲁迅。有人说，如果鲁迅研究能够成为一门独立学科，那么李白、杜甫、司马迁等等文化名人的研究也都可以独立成学了。我并不否认这些文化名人的研究有这种可能性，但是无论如何建立鲁迅学的现实必要性的确比其他文化名人之学大得多。因为鲁迅对于中国当代社会现实的价值与意义，实在是其他文化名人无法比拟的。

    除了鲁迅及其全部著作本身具有形成独立学科的充分条件之外，鲁迅研究的历史之悠久，规模之深广，成果之丰硕，队伍之壮大，也是其他文化名人研究无法比肩的。

    由此可见，鲁迅研究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鲁迅学，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事。

    作为一门独立学科，鲁迅学又具有以下三点本质特征：

    体系化特征。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第四册《全梁文》卷论昭明《文选》中指出：“考据言‘郑学’，义理言‘朱学’之类，乃谓郑玄、朱熹辈著作学说之全，非谓一书也。”所以由人物研究发展形成的专门学科，是指这位人物的全部著作及其蕴含的意义和独特的方法、风格、境界，是以该人物独特的深刻思想为核心，涉及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延及他所处社会的各个角落、特别是各阶层人们的心灵深处，所结构的一种特殊的精神文化体系。例如从某种意义上说，歌德学就是以浮士德精神为核心，涉及当时德国人文科学以至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触及普鲁士社会的各个角落、特别是各阶层人们心灵深处，所结构成的一种不知满足地追求现代科学、力图从中世纪封建束缚中解脱的精神文化体系。但丁学则是以但丁的求索精神为核心，涉及当时意大利人文科学以至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触及佛罗伦萨市民社会的各个角落、特别是市民阶级与封建贵族之间的心灵冲突，所结构成的一种人类从中世纪向新纪元转折的新旧交替时代的精神文化体系。而鲁迅学则是以对中国封建社会传统心理的彻底批判精神为核心，集改造中国国民性的诸种学说之大成与中西文化之精华，运用对中国近代世俗社会的讽刺笔法所结构成的一种新旧转型时代的精神文化体系。

    跨学科特征。这样，鲁迅学就不可能局限于文学一门学科之内，它必然如鲁迅本体那样具有很大的广博性，横跨哲学、政治、历史、文学、社会心理学、精神现象学各个人文科学领域，并深入到了自然科学范畴，是跨学科、综合性的特殊学科。

    精神性。由于鲁迅本体所内含的极为深邃的精神性和哲学意味，鲁迅学也必然具有异常突出的精神性，是一种带有宗教特性又并非宗教的深刻的精神哲学，并与所处时代的精神文化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总之，从本质特征上看，鲁迅学是一种跨学科、综合性、体系化的精神文化方面的学问。

    三、鲁迅学研究的性质、方法及其意义

    鲁迅学研究属于什么性质呢？

    非常明确，这是一种中立性研究。

    胡塞尔有一句名言：“现象学展示了一个中立性研究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有着各门科学的根。”(1)所谓“中立性研究”，就是一种“排除成见”、“面对实事本身”的研究态度，是要超越阶级、政党、集团的局限，从人类精神文化史的广阔视域内审视鲁迅这一精神文化实体在历史上的地位与现实中的意义。

    这又颇有些冒天下之大不韪，历来都宣称鲁迅研究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政治倾向性，怎么在这里宣扬起超阶级、超政治的人性论观点呢？

    其实，大可不必如此大惊小怪。从人类精神文化史的广阔视域内审视问题，恰恰正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无产阶级利益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就是：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无产阶级自己。因此，只有从人类精神文化史的广阔视域内审视问题，才能寻找到最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正确道路。那种口头上一味突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要以暴力消灭其他所有阶级的人，恰恰是不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只为一己集团利益服务的独裁者，是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

    从认识论和思维方式上说，马克思主义也一再强调观察问题的客观性。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认识世界，不附加任何外来的成分。恩格斯说过：“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在利用著作的时候学会按照作者的原样去阅读这些著作，……不把著作中原来没有的东西塞进去。”(2)其实就是教导人们在认识世界、研究科学时，要“排除成见”，“

    面对实事本身”。鲁迅同样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总是冷静得近乎残酷地观察着客观现实，无情地揭露现世、包括自身的种种弱点和丑陋之处，呼吁人们挣脱“瞒和骗的大泽”，对那些自欺欺人的虚假作风痛恨之极，怎么可能反对“面对实事本身”的科学态度呢？

    所以，“中立性研究”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鲁迅本人的精神。

    同时，在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硝烟散去以后，所有的阶级都应对自己走过的历程进行冷静的自省和反思，看看哪些是对的，应该坚持；哪些是错的，应该纠正？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整个人类的历史实践，有利于人类进程和人民幸福的就是对的，就应该坚持；反之，就是错的，就应该纠正。鲁迅先生苦斗一生，就是为了后代能够“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后来倾向无产阶级，也是由于“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为了人类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所以，他肯定不会反对以整个人类的历史实践检验自己的思想和言行。

    何况，科学就是以人类的客观实践为唯一的真理标准的，鲁迅学要成为一门科学，也必须这样做。

    总而言之，鲁迅学研究属于一种从人类精神文化史的广阔视域内审视鲁迅这一精神文化实体在历史上的地位与现实中的意义“中立性研究”。

    确定这样的性质，正是鲁迅学上升到科学境界的需要。

    随之，鲁迅学研究的方法也应发生变革：不再是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也不是以某一阶级、政党、集团的功利为是非，更不是谀墓式的“神化”，进行宗教式的崇拜，而是以整个人类历史实践的进退得失为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对鲁迅这一精神文化实体在历史上的地位与现实中的意义进行历史主义的评价与全面、辨证的分析，运用科学的阐释学方法对其内涵做多角度、多侧面的深入阐发。

    鲁迅是经得起这样的检验和评判的，因为他是鲁迅，而不是别人。

    在从性质和方法上实现了这样的变革之后，鲁迅学就会具有真正的科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