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才能活下去。在我们这个恪守陈规陋习的国家中，把穿手工织的粗布衣服当作戴花环，点檀香痣那样的宗教活动，妇女们才会兴高彩烈。”

    科莉卡气炸了。在另一间房间里的女仆听到科莉卡的吼声，还以为男主人悄悄送自己首饰的事败露了，而和夫人吵架了。

    科莉卡说：“等着瞧吧！如果把穿手工织的粗布衣服看成像去恒河沐浴那样神圣，并成为全国人民的习俗，到那时候，我们的国家才会得救。判断与想法一致就会成为习俗，而思考与形式紧密结合就会成为偏见。人们既然闭着眼睛干事，那末即使睁开眼睛也不会迟疑不决。”

    这些话是诺扬莫亨教授说的。可科莉卡省略了引号，把别人的话当作自己深思熟虑的观点。

    有人说“哑吧没有敌人”，说这话的人，显然是个未婚的单身汉。如果我沉默，不答理她。瞧着吧，科莉卡会更加生气。

    她说：“你常说，你不同意把人分成各种种姓。可你又能做些什么呢？我们穿没有染过的白色手工织的粗布衣服，实际上取消了差别的面纱，也就抛弃了种姓差异的外表。”

    当时，我本想说：“种姓差别，口头上，我不接受，甚至我还会喝穆斯林做好的鸡汤！这就不仅是口头上说说而以，而是口头上的事实。这是运动的核心部分。”

    和她辩论难不倒我，但我没有这样做，我生性胆怯，我沉默了。我知道，科莉卡挑起的我们之间的一切争论，一传到她朋友那儿就变了样，仿佛是经过洗衣店槌打揉搓过的衣裳。科莉卡从哲学教授诺扬莫亨那儿贩来的词藻，用她那明亮的眼睛无声地对我说：“怎么样！服了吧！”

    我根本不愿应邀去诺扬家作客。我知道，印度教徒文化上的偏见与自由思索和探讨之间有多么大的差别，而这一差别为什么在我们国家要比在其他国家大得多。带着这些问题坐到茶桌边，就像热气腾腾的茶一样，即便是微不足道的小问题，也可能引发一场激烈的舌战。另外，刚从书店买回来的，带金色花纹的书，摆在枕头边，还没有看，甚至连那褐色封皮都没有打开。这一切使我原来的积怨突然从心底升起。但我不得不出来，因为我若违背我那位坚信教义的老婆的意愿，她马上就会以语言和非语言的种种方式，像旋风一样发泄出来。这对我的健康不利。

    离开家，走了一小段路，来到一家胖印度教徒开的糖果店前。这时，突然听到一阵尖锐的叫喊声。我们的邻居拉其普特人带着各种敬神用的物品匆匆跑出来，那时，这里已是人山人海，拥挤不堪。突然，听到拳打脚踢的声音，我心里想：“可能是惩罚扒手吧！”

    我们的汽车不断鸣笛，艰难地穿过群情激愤的人群。我看到我们街区的清扫工老头被打得昏头转向。原来：老头扫完马路后，在自来水龙头下冲洗了一下，换了干净衣服，左手提着一只桶，胳肢窝夹着扫帚，右手牵着**岁的孙子，身上穿的是方格图案的上衣，潮湿的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爷孙俩身材匀称，很漂亮，他们沿着街道步行回家，不知与人群中的什么人碰了一下，就发生了冲突，老头遭到毒打。小孙子哭了起来，乞求大家：“求求你们，别打我爷爷了！”

    老头双手合十地请求：“我没有看到，我没发现，请原谅我的过失。”

    信奉非暴力的善良的人们怒气消了，老头流着泪，胡子上沾着血。

    我再也忍受不了了。我不可能下车与那些人讲理。我打算停车，让老头和他的孙子坐我的车走，也让那些宗教狂看看，我不是他们一伙的。

    科莉卡见我停了车，就猜出了我的想法，她用力抓住我的手，说：“你要干什么？他是个扫大街的！”

    我说：“管他是不是扫大街的，难道就为这个，要毒打他吗？！”

    “是他自己不好，”科莉卡说，“为什么要在马路中间走呢？

    要是在边上走，就不会受到侮辱。”

    我说：“我不管这些，我要让他们上车，把他们送走。”

    “如果这样，那我就在这里下来。”科莉卡说，“我不愿和扫大街的坐在一辆车里，要是与清洁工和编筐的下等人坐在一起还能理解，但，扫大街的不行！”

    “你没有看见吗？”我说，“他说过了，衣服也是新换的！

    他比在场的许多人都干净得多。”

    “就算这样，他毕竟是个扫大街的！”妻子仍然固执己见，并对司机说，“开车走吧！”

    我失败了。我是胆小鬼。诺扬莫亨是从社会学角度来解释所发生的一切的。但他的结论没有传到我耳朵里来，所以我也无从反驳他。

    （孟历1335年斋什塔月1日1928年5月）

    （孟历1335年阿沙罗月1928年6—7月发表）

    黄志坤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