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不能用。他又给我寄了回来，说这是他卖了留着过年用的十斤好黄米才得来的，凭什么不能用？！噢，他是我插队时的房东老汉，喂牛的……”

    有些事我不想对记者说。其实，队里早不让他喂牛了；有一回，他偷吃了喂牛的黑豆……

    “他说，这十斤粮票，我看病时用得着。”

    “看病？用粮票？！”记者问。看来他没插过队。

    “比送什么都管用，他以为北京也是那样。后来我才知道，他儿子的病是怎么耽误的。我没见过他的儿子，那时他只带个小孙女一块过。”

    我和记者都沉默着，看着那张汗污的粮票。

    “现在怎么样？”记者问我：“你们还有联系吗？”

    “现在有现在的难处，要是把满街贴广告的力气用来多生产点象样的缝纫机就好了。”

    记者没明白。

    “前些日子他寄钱来。想给他孙女买台缝纫机，他自己想要把二胡。可惜，我只帮他买到了二胡。他说，缝纫机一定得买最好的，要不他孙女该生气了。简直算得上是忘本了吧？”

    记者笑了，吹去笔记本上的烟灰：“还是回到正题上来吧。你是怎么战胜了……？譬如说……”

    “还有医院的大夫，常来家看我……还有生产组的大妈们，冬天总在火炉上烤热两块砖，给我垫在脚下……还有……唉！我说不好，也说不完。”

    一九八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