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来关心什么纯粹教育（不含任何动机的学问）或是人格教育。这是个可憾的现象。
①白鹿洞书院在江西庐山五老峰东南，原是唐代李渤隐居读书的地方，至南唐时建立学馆，称庐山国学。宋太宗时改名白鹿洞书院，有生徒数千人，为当时全国四大书院之一。南宋时，朱熹曾在此掌教。旧时这一类书院，原是私人研究学术和聚徒教授的场所，后经朝廷敕额、赐田、奖书、委官，遂成半民间半官方性质的地方教育中心。
②高雪克屋子，通译哥特式（Gothic）建筑。
③林玉堂，即林语堂（1895—1976），作家，早年留学美国和德国，当时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任教。
④任叔永，即任鸿隽（1886—1961），早年参加同盟会，曾留学日本、美国，二十年代在北京大学、南京东南大学等校任教授。
⑤陈衡哲（1893—1976），作家，笔名莎菲，早年留学美国，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
我自己也是深感这浪漫的思乡病的一个；我只要草青人远，一流冷涧……
但我们这想望的境界有容我们达到的一天吗？
十五年一月十四日
徐志摩的文章是有名的“跑野马”风格，这篇《吸烟与文化》也不例外。在我们看来，《吸烟与文化》这个题目可能会写成“茶文化”、“酒文化”一类的“烟文化”，那恐怕就免不了一番史籍钩沉的功夫了。尽管可能会写得质实，但恐怕会缺乏灵动，也极容易吃力不讨好。但作者的高明之处就在于避重就轻，从牛津、剑桥（文中作“康桥”）的“抽烟主义”竟然扯到了英国传统的“贵族教育”，扯到了中国传统的书院制度，表面上似乎“离题万里”，吸烟不过成了引子；实际上，作者是把抽烟、散步、闲谈、看闲书等都看成了“文化教育”的一部分，并对这种“自由精神”加以鼓吹，同时对那种机械性、买卖性的教育制度加以抨击，这就直接触及到理想的文化教育是什么的大问题了。因此，这一篇也是了解徐志摩留学期间的生活和思想转变的重要文章。
徐志摩的文风一向有行云流水之誉，这篇文章就很典型。本文信手写来，涉笔成趣，令人有”如行山**上，目不暇接”之感。这固然是优点，但这种散漫的文风也给赏析带来了困难，令人无从措手。可实际上作者的“跑野马”风格并非是“如拆碎七宝楼台，不成片段”，而是“如万斛泉不择地而出”，“常行于所不得不行，止于所不得不止”，有自己的内在逻辑。
本文初看起来有些杂乱，但也有自己的内在逻辑。作者并非鼓吹学生吸烟、闲谈，而是欣赏吸烟、闲谈背后的一种文化氛围，一种隐含在其中的自由平等的“人文精神”。吸烟、闲谈等已经超越了表象的常规意义而成为了一种象征。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徐志摩才回答了“烟斗里如何抽得出文化真髓来？”的疑问的。作者为点化众生，特意把英美的文化教育作了一番比较，“在美国我忙的是上课，听讲，写考卷，龈橡皮糖，看电影，赌咒，在康桥我忙的是散步，划船，骑自转车，抽烟，闲谈，吃五点钟茶，牛油烤饼，看闲书。如其我到美国的时候是一个不含糊的草包，我离开自由神的时候也还是那原封没有动；但如其我在美国时候不曾通窍，我在康桥的日子至少自己明白了原先只是一肚子颟顸。”显然他把美国的文化教育看成了那种阻碍心智自由发展的机械性、买卖性的教育制度，把英国的文化教育看成了那种适合心智自由发展的纯粹教育和人格教育。所以作者才称“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赞同恢复古代的书院精神了。在他心目中，那种类似禅林讲学的师生相互质疑问难的传统正是一种自由平等的精神，在这种文化教育下，才能受到真正的纯粹教育和人格教育。
徐志摩在康桥接受的人文主义的熏陶是和他的诗人气质分不开的。他想往的境界是“草青人远，一流冷涧”，他崇拜的人物是米尔顿、拜伦、华茨华斯等，他的信仰是爱、自由、美，这些都是诗人的“赤子之心”的反映。他甚至主张“诗化生活”，把人生艺术化，他把那种理想的纯粹教育和人格教育称之为“浪漫的思乡病”也反映了这种人生艺术化的倾向。
这篇文章写景、抒情、议论珠联璧合，尤其是情景交融，一直为后人欣赏。本文在结构上也别具匠心，作者欲擒故纵，先盘弓引马故不发，大谈所谓“抽烟主义”，当你情不自禁要问“烟斗里如何抽得出文化真髓来？”时，你已经不知不觉地入彀了。作者笔锋一转谈起了自己的留学经历，并提出什么是理想的文化教育的大问题。最后从国情出发，表达了对书院制度的缅怀和向往，余韵悠然。文章至此才一箭中的。我们不禁对作者这种迂曲委婉、含蓄蕴藉的文风击节叹赏了。
这篇文章是他前期的作品，作者的艺术功力还没有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除了文风略显散漫外，对语言文字的锤炼也稍欠精致，其中有些用词用语和现代白话文的习惯有所不同；而且一些不必要的情绪化的议论也有伤他自己一贯的温柔敦厚之道，而且那种“闲暇人生”的态度也确实带有浓厚的贵族气息。但这些都不过是白圭之玷，无损整体。
（王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