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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我是很会爱的(2/2)

她没有,硬撑着。她还要付房租,她利用假期,到餐馆去打工,还做过babysitter、老人看护等等。俏丽的中国女侍者,脸庞尖尖,“打一整天的工,晚上回来还跑咖啡馆喝咖啡,和人聊聊,再回到家,吃安眠药睡觉,几个小时后起来,亢奋地进行又一天的活动。”因为超人的勤奋,她成了教授的“宠物”。“我连着两年都是outstanding student。”她一定要这么强势,却说自己是“蔫儿强”。她终于又开始勃发写长篇的激情,苛刻的学院生活,让她脱胎换骨,受益终身。这样强悍的生存哲学也注入了《第九个寡妇》中。

    她的前夫是作家李准的儿子李克威,也写小说。严歌苓有过长期的失眠,最长的时候竟然失眠30多天。“脑子浑浑噩噩的,看到人也是,‘嗖’一声忽然冲过来的样子。不能见光,在黑暗里一直要憋着想事情。白天也要拉上窗帘,肌肉一直是抽紧的,很痛。现在一失眠还是浑身痛。更不能和别人讲话,别人说,你又没有睡?我就会马上哭出来,特委屈,好像天下人都抛弃了我一样。”有时李克威醒来,发现她还没有睡着,就给她念二十四史,或好言安慰。她却不忍心,与他分了房间。“我不活,他总要活吧?”

    失眠是因为抑郁的痼疾。她的祖父是留美博士、教授和作家,人有些孤高,后来自杀了。“文革”期间,祖母决定烧掉家中的藏书。她趁着烧掉之前飞快地读,竟是读得生离死别。

    年少时期有过一场爱情的高烧。15岁爱上军中30岁的军官,他却出卖了她,不肯担当责任。于是她成了不道德的诱惑者,众矢之的,被批斗,被唾骂。她是美丽、孤高的少女,却不理解为什么会有背叛。年纪轻轻就知道了绝望,知道了人性的大恶。她想过死,却终于活下来。

    1989年,夫妻都出了国,严歌苓去了美国,李克威去了澳大利亚。“我感到了孤独,一种很决然的孤独,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果然后来两人离异。

    接着是美国外交官劳伦斯的出现,两人热恋。严歌苓是来自“**国家”,当过13年兵,美国联邦调查局屡次对她进行盘查,甚至让她接受测谎。美国国务院的劳伦斯原本前途无量,即将被派往他最喜爱的城市罗马。热恋中的人是不顾一切的,他不能容忍对恋人的冒犯,竟然因此辞职。她便嫁了他。1992年,像候鸟一样,春天飞到芝加哥上课,夏天飞回旧金山写作。就在那个时候,她创作力旺盛,要写“傲视天下”的小说,“要让所有的委屈都得到安抚”。写就《少女小渔》的剧本,她令人耳目一新。爱情成全了创作,并非她一个人的先例。

    关于女人的爱,张爱玲有过叹息,“在尘埃里要开出花来”;诗人翟永明有过歌咏的诗,“我是最好的女人”;而严歌苓则说:“是的,我很会爱,我天性浪漫。”

    好几年前,作家麦琪因为读着《白蛇》,惊为天人,她愤愤不平地说:“严歌苓不红,简直天理难容。”“她的作品不是大路货……需假以时日,等候知音。”

    如何评述、衡量才华?余秋雨进入福布斯,郭敬明进入福布斯,韩寒在博客上因为骂架大出风头。今年春天,安妮宝贝的《莲花》,号称起印50万,余华的《兄弟》,据说已经发行近百万册,而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只起印了1万册,对比悬殊。

    王葡萄可能是我的原型

    人物周刊:你在《第九个寡妇》中塑造了王葡萄这个人物,有的评论家从你的文字中读出了“地母”的形象,你自己在创作时是否有这个意识?

    严歌苓:我没有这个意识,我不知道我在塑造一个什么形象,我只是在塑造一个有血有肉,有肤色,有温度的,立体的形象,越浑圆越好。我不在意别人看到了什么形象,张三看到了地母就是地母,李四看到了破鞋就是破鞋,但是她是一个独有的人物形象,她一定要和其他女人不一样。

    人物周刊:你的小说让人觉得你是一个容易冲动的人,是天生浪漫、精致的人,但是这样的人通常相当脆弱。

    严歌苓:是的。所以我会羡慕王葡萄这样的人,她有同样的冲动,但是她不分析,王葡萄可能是我的原型吧。

    人物周刊:小说里,你是否有意提及那些政治事件?

    严歌苓:我是有意识,但并非刻意。是想写出历史中颠覆又颠覆的一种状态。我的故事发生在1949年以后,所讲的动乱都是带有中国特色的动乱,是思想的动乱,是概念的动乱,我所描述的王葡萄是这样的一种人,她面对任何历史事件都无动于衷,因为任何人或者任何运动对她来说都是一回事,她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只是女人“野蛮”的天性发挥了作用,看到受伤的或者濒死的人都会去救护,都是生命啊,她的敌我观念没有那么强。她有自己的哲学观和道德观,关于天地人伦,但她自己是不能意识到的。

    人物周刊:你是怎么准备这部小说的素材的?

    严歌苓:我在李准家呆了8年,他们不断在讲这些农村的事情。后来我还采访了李准的夫人,去了玉溪农村,第一次住了一个星期,第二次住了两个星期,听当地的村民介绍情况,他们带着我到各家去串门。我当时扎着个马尾巴在田间跑步锻炼身体。

    人物周刊:你在90年代的创作灵感,是否得益于中西方之间语境的强行切换?

    严歌苓:语言环境的变化会使得一个敏感的人变得更敏感。潜台词会一直在心中,一直在涌动,嘴巴表达的有限反而造就了内心活动的极其丰富。既然口上说不完,那么心里就会停不下来。那时候,想象力真的在飞翔。

    创造是一个极大的苦,极大的乐的事情,只有创作能唤起这种状态,但是这种状态又会对抑郁病影响很大,会很焦虑,没完没了地去想事情。

    后来创作都变成了生理需求,一天不创作我都不舒服。

    人物周刊:你写的人物会不会都融进了自己的影子?

    严歌苓:每个人都混进了我自己的影子,但又不同于我,王葡萄和我一样很慷慨,却又比我计较。我从来不会计较别人怎么做,反而豁达得像个男性。我曾经问我老公,你在我身上学到了什么。他说从你身上学到了一个词:慷慨。我的哲学就是:有钱大家花。世界上没什么东西能让我觉得难舍难分。

    (全文完。请欣赏下篇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