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虹飞　李　鹏

    塑造一个史无前例的寡妇

    如果你想成为一名优秀作家，也许你会由衷地羡慕严歌苓。

    因为她有这些：天赋、才华、机遇和勇气。她还有传奇，白手起家，勤奋刻苦，与失眠作斗争，成为著名作家，美满地嫁了美国外交官，由她编剧的电影《少女小渔》获“亚太地区国际电视节最佳影片奖”，与陈冲合作的电影《天浴》获台湾金马奖7项大奖并独得编剧奖。“用英文写小说，进入美国正规商业出版渠道的中国作家”，“为好莱坞编剧的中国女人”，“出使非洲的外交官夫人”——像极了一个女性励志故事。你再想想同样是嫁给美国人的张爱玲，她的狭小公寓，她的黯然和萧索，这时候你觉得严歌苓像一部永不停息的发动机，自强不息地唱着生产之歌。

    如果你这么想，严歌苓或许会暗自偷笑。她会耐心回答你的问题，满足你对故事的好奇心。她知道媒体要什么，她就坦然给了什么，可是当你真心讨论她的新作《第九个寡妇》，谈及那个疯疯癫癫，口无遮拦、浑不吝，天真、充满仁爱之心和爱欲的王葡萄，王寡妇时——她也会由衷欣喜起来。是的，严歌苓，一名作家，依然热切希望大家关注她的小说，而不仅仅是她本人。她是多么开心啊！当作品刚刚完成（她用铅笔写作，而不是电脑），她快活似小神仙。她写了一个“中原离奇大案”，童养媳小寡妇王葡萄把在土改中被枪毙的公公偷偷背回了家，藏在红薯窖里20多年，躲过了一场又一场运动，爱过了一个又一个正当年的男人——天哪，离奇、耸人听闻，无非政治风云、男女之事，在中国广袤的农村大地上，到处充斥着让那些没见过世面的老美吃惊的离奇故事，严歌苓能有什么新意吗？还有人很好笑地问，第九个寡妇？其他的八个呢？再说了，一个寡妇——我们恣肆汪洋的现代文学史上缺过寡妇吗？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喋喋不休的怨尤，她太中国；林语堂《红牡丹》里那个完全不守妇道、自由奔放的年轻寡妇，她太西方；当代的男性作家们，苏童、格非、余华、莫言，每个著名作家都写过寡妇（不知为什么，男人们都太容易夭折了），还不止一次，你还会对一个寡妇有什么特别的好奇心吗？但是，严歌苓完全不是你想的那样，不是。她给了她笔下的寡妇那么多的血肉，那么多的生命力，那么多的无知无觉，苦难、委屈是一方面，她更要给她的是那么多的体恤和爱惜，庞大的政治运动成了过场的边锣，欢乐和羞耻奏响生命的和声。而且很重要的是，这还是一个拥有太多幽默感，让人忍俊不禁的寡妇，像蒙昧少女一样天真无知，像地母一样隐忍、迟钝和浑然。当她咀嚼消化了磨难，慢慢老去，你的忧伤也涌上心头。在热闹的故事里，严歌苓悄然完成了对悲剧的塑造。这是一个多么史无前例的文学史的寡妇呢，完全由严歌苓发明创造，独此一家，把一个貌似骇人的故事讲得合情合理，肌理细腻，她才华纵横，幽默感随处可拾，但她并不跳出来宣扬大仁大义、爱或者忧伤。她机警地删除了所有疑似煽情的句子——激情如此充沛，想象力在飞翔，却又如此克制、胸有成竹，卓有成效，她能不沾沾自喜吗？“其实我很有幽默感。”当她干巴巴地“自诩”时，你并不容易感受到，但是——这是真的，至少在作品里她是这样的。

    她这样爱惜着她笔下的女性，从少女小渔到扶桑到王葡萄，她们都是性感的，卑微又高尚，沉重又轻灵，虽然被践踏，面对丑恶和暴力，依然有着尊严、宽恕和悲天悯人。她这么关照、爱惜着她们。你以为她是女性主义，其实不然。她没有那么咄咄逼人，她没有向男人要求过什么。“她们那种女权主义者很傻的。”“‘我就要和男人一样’，是没有意思的，女人还是要去找老公，还是要去建立家庭。”

    她写过一切不合理的，非常态的，边缘的：抢劫犯、同性恋、失眠症患者、移民假婚者、身处异邦的东方名妓。几乎都是危言耸听的故事，最后她都令他们合理化了。她举例子，卡夫卡的《变形记》，以及纳博科夫的《洛丽塔》，荒谬绝伦的故事，作家却把感受都变得真切起来。

    严歌苓不红，天理难容

    12岁到西藏当兵，见过大川大河，高原冰峰；经历“文革”，目睹生命的脆弱和人性的扭曲，20岁的时候当过战地记者，近距离观察了对越自卫反击战，死亡在身边频繁发生，25岁退伍时已经是军旅作家。

    对于写作她优越感十足，“因为那个时代像我这样的专业作家还是很少的。不用上班，就在家里写作。”长篇小说《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分获10年优秀军事长篇小说奖、解放军报最佳军版图书奖等。一切开始顺利起来。直到美国新闻总署邀请她去访问美国，参观当时的美国青年作家创作中心，看到艺术基金会对艺术家的支持，她动了心。

    “前几年我还在说，我的理想是能够做一个基金会的‘瘪三’。”在美国，那些专门吃基金会的人叫“瘪三”，每年有个4-5万美金，生活还是比较优越的，还有100%的自由。“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不是很理想吗？”

    “从美国回来以后拿了一本《美国600所大学》，反复权衡，找到几所学校，我想我可以去考：一个是芝加哥的哥伦比亚艺术学院，还有一个是俄亥俄州的中文系，还有一个是康奈尔中文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开了一个20世纪战争文学研讨会，正好我的作品《雌性的草地》当时刚刚出来，我就寄过去了。会议没有开成，但他们对我的书印象很好，后来就把我邀请到美国去了。”

    她30岁学英语，从零开始，天天抱着《新概念》，在国内，坐在父亲的自行车背后也在背单词。在美国的英语强化班学习，GRE成绩才530分。带去的钱已经快花光了，怎么办？她听说在芝加哥、底特律、水牛城有考试，“就豁出去了，把剩下的一点钱都买了机票，飞来飞去，一个月之内把成绩考出来了。几乎是奇迹。”也许是因为破釜沉舟，她没有退路，反而勇往直前。

    “芝加哥艺术学院给了奖学金，当时最大的挑战，是和美国的同班同学一起写作。”这几乎不可能，但她居然做到了。“当时我们上拉丁文学课，老师是阿根廷人，我们都要被他弄死了，每个课有75页的作业要完成，量非常大。”反正她从在部队文工团的时候就开始失眠，又精力旺盛，老师要求写3页，她会写到6页。军阀主义的老师让同学都受不了，纷纷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