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博雅回到太太家。他太太还没睡。
“你身上有酒味。”她说。
“不错。”
“你又跟女人出去了？”
“不错。”
“我以为你住在我娘家，至少会顾全面子。”
博雅继续脱衣服。
“你住在哪一家旅馆？”
“你不必知道。”
“今天下午有一个人来找你，问你在哪儿，我甚至答不出来，我母亲以为我至少应该知道，这不是过分了吗？”
“他来做什么？”
“我不知道。他说他还会再来。”
博雅看出她的眼睛红红的。她话还没说完，自己喃喃念个不停。“我知道，”她说，“年轻人在上海就像馋猫走进鱼罐似的，没有妓女也有逃妾。”
博雅抬眼看她：“原来你还在谈这个问题。什么逃妾？有些姨太太不喜欢一个男人，还懂得逃开哩。”
他的话里带刺。想到香云说太太竞争的那段话，他咯咯笑起来，凯男声泪俱下，他却继续想自己的心事。
其实那天下午她母亲问起博雅，凯男已经哭了一场。她母亲是一个好强的女人，便把一切告诉丈夫，但是夏先生是一个老秀才，不太习惯时髦的环境，又感激阔女婿带给他的一切舒服的生活。他说话还用文言文，不爱用现代语助词。此外他心里也没有什么异议。
“自找麻烦亦无用，”他对老妻说，“凯男虽如此说，女婿总是女婿。她想阻止他，年轻人终归是年轻人。你阻止他和一个女人来往，难保他不会找另一个女人。有何妨呢？他不是很照顾我们两老吗？”于是问题到此为止了。
第二天早上博雅起得很晚。午饭后他想起自己答应找一个律师，就走出门去，告诉凯男他今天要走一整天。
他跨入巷道，一个方肩长袍的男子向这边走来。后面有一辆新车和一个结实的司机。
“你是姚先生？”
博雅点点头。
“董先生要见你。”
“谁是董先生？”
“别管啦，上车。”
博雅看看那位壮司机，以为是绑票。他想溜，但是那个人抓住他的手臂说：“别怕。我们主人约你去谈谈。”
博雅觉得他被绑了，也许要签一纸巨额的支票才能放回来。他尽量保持镇定，上了车。那个人对他很客气。司机穿着便服，面孔还蛮愉快的，看起来很像是上海本地的劳工阶层。
“怎么回事？”他问道。
那个人说上海话：“董先生见了你，你就知道了。他派这辆车来接你，一定有重要的事情。我们奉命行事，从来不多问的。”
汽车驶入法租界，在一间雅致的花园洋房边停下来。守卫认出车子，便把一扇大铁门打开。
博雅现在不再害怕了。他听到过董先生，据说是中国黑社会最有名的头领之一。三天前他才听阿非说过，董先生是中国方面最活跃的人员，专掩护地下活动。也许董先生听说他到上海来了，想要他捐献工作资金。
一个穿中山装，个子挺高的青年领他入内。董先生的办公室在楼下，占了两间相连的房间，家具中西式都有，墙上挂着八张书法。屋里有一个漂亮的小姐和几位秘书。董先生亲自站起来迎接他，笑容坦白有力：
“这样打扰你真抱歉，姚先生。但是有重要的事情等着你的忠告。”
“有机会认识你，非常荣幸。”博雅说。
主人要博雅坐下。他的态度揉合了中国旧式的礼貌和行动分子干干脆脆的率直感。他快步走向里屋，对一位秘书说了几句话。然后走回书桌，再度露出笑容。
名人董先生年方四十，留着小平头，一边说话一边摸头发。他面色可亲，颧骨中等，骨骼均匀。身穿一件蓝棉袍，而衬衫袖子卷在棉袍袖的外面，博雅对他整齐的仪表十分倾心。他是法租界政府的议员，对方没有他根本无法执行法律和命令。他手下的党羽确实参加绑票案，不过不知道背景，不可能了解这个秘密组织。这一类非法组织具有千年的历史，在政治紊乱的时代产生，杀税吏贪官，劫富济贫，自有一套“江湖人物”的侠义规矩。结果董先生也变成上海最有力、最强大、最受尊敬的人物。他常常名列救灾活动的领导地位，连佛教红十字会字标记、和纳粹旗帜相反也不例外。
董先生是蒋介石和许多政治领袖的好友。战争一起，他变成政府和外在世界最重要的爱国联络人，因为他的担保受到普遍的信任。他升上今天的地位，主要是他处事公平，对金钱又视如粪土。除夕夜他屋门大开，一堆堆钞票放在桌上，谁需要谁就来拿。组织里的下属人员则在公共澡堂里接受分红。战争爆发，他投身反汉奸工作，对政府帮助很大，他还负责刺杀过不少汉奸。后来他在上海和香港把最后一文钱也花在政治工作上。但是他需要钱的时候，随便哪一位银行家朋友都会乐意捐出一二十万来。
秘书拿出一叠资料。董先生接过来，叫他把拉门关上。
“这是一件调查中的事项。”他的国语还马马虎虎。他拿一份小报的剪辑给博雅看，上面登着崔梅玲的故事。“你看过这个吧？”
“我听人说过这个故事。”
“好了，姚先生，”他改用上海话说，“你也许听过我的工作——在谈判区除奸。我知道你祖父曾慷慨帮助革命，当然我们都是中国人。两周前，我们突袭一位汉奸的住宅，发现了这些文件。有些天津来的信件和电报用的是崔梅玲的名字。”
他说得很慢，很客气，使博雅有时间考虑要怎么回答。他正在做决定。但是董先生继续说下去：“我们也收到天津的报告，他们搜那位小姐的公寓，找到不少文件，表示她和南方的汉奸有联络，这个女人显然逃走了。我们还看到天津警方的报道，说她曾经在北平你家住过。她现在可能在此地，她人在哪儿？”
博雅第一个反应就是保护她，连忙说：“我不知道。”
“你怎么认识她的？”
博雅没有机会说不认识她，只好说：“我的一个女亲戚是她的朋友，她们一定是好几年前认识的。不过她走了，我不知道她在哪里。”
“请看看这些文件，我们必须找到这个女人，她是一个舞女。我们调查过了，但是这里没有人认识她。”
博雅现在搞糊涂了。他不知道丹妮详细的身世，只知道她矢口否认拐款潜逃，还说她同居的男人替日本人工作，她才逃走的。她要告诉他，他却说不想听了。他拿起文件，匆匆看了一会儿，有些电报和信件签着梅玲的名字，主要是和几个特别秘密的人物的行动有关，只有日本名字一眼就看得出来。报告上提到要和日本人商量，在华北组织伪政府。文件中的一切对他完全陌生，他脸色发白，董先生也看到了。
“你知道这个女人对我们很重要。”
“也许是别人用她的名字当掩护。”博雅说。他想起丹妮的话，又说：“小报不足采信。伪警察要找她，她不可能替他们工作的。”
“那就看你由哪一方面来看了。”董先生说。“我承认，她很神秘。伪政府找她，也许因为她躲起来了，而且知道他们的一切秘密，我们也是如此，反正有证据在。我希望你和我们合作，不是和她吧？你肯不肯说出她的下落？”
董先生两眼发光，眉稍稍竖起。博雅知道董氏的名声，心里很害怕，但是他故作欢笑说：“董先生，你不是说我也是汉奸吧？如果我知道，我会告诉你。但是她突然离开我们家，神秘失踪了。”
董氏转身，叫一名秘书进来。
“姚先生，”他说，“请你帮我们形容她的样子。”
“好的，当然。”博雅说。他有点想说出真相。丹妮没告诉他电报和信件的事，看到她的名字出现在汉奸的信函上，使他非常吃惊。他唯一的能力就是保护她，不让她有任何麻烦。一秒之间，他决定叫丹妮立刻离开本市。他的话已经收不回来了。所以对方问话，他故作镇定地回答他。董先生看出他猜疑的脸色和激动的口音。秘书准备作笔录。
“她有多高？”董先生问道。
“以女孩子来说，她算相当高了。我没有注意量过。”
“她长得什么样子？”
“很漂亮，很漂亮。”他回答说。他想起凯男，于是说话就流利多了。“北国佳丽，大眼睛，浓眉毛，涂指甲。我记得她的声音有一点沙哑。”
“有病吗？”
“我没看见。”
“头发呢？”
“向后梳，后面短短的，是一般摩登的发型。我记得她有一颗金牙齿。”
博雅的创造力并没有消除董先生的疑窦，但是他说：“姚先生，我很感谢你，希望这份形容是正确的。你明白，她对我们会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必须揭发这个集团的活动。现在，我不多留你了，如果你想到其他的有趣的重点，希望你来通知我的秘书。”
博雅道谢告辞，董先生对秘书做了一个讯号，出乎他意料之外，他竟被带入另一个房间，里面坐着两位绅士。
“我已经向董先生告别，我要回家了。”博雅对秘书抗议说。
“董先生要你休息一下。请坐，这里很舒服，如果你还有话对我们说，请过来找我。”
博雅静坐沉思。他觉得他答话很成功，但却知道自己掩饰不了脸上的激动。这份暗示令他吃惊，他不懂丹妮怎么会落到这一地步，但是他不相信她替汉奸工作，他不敢确定丹妮到董先生面前能不能澄清自己。他想起她过去的一切，她老是在逃避什么，她是不是利用他做逃避的媒介呢？他想起她对玉梅说他很富有，她自己也问过他有多少钱，也许他最初的怀疑是正确的。然后他想起她迷人的地方，心里非常痛苦。
最后他进去对秘书说他要走了，但是秘书告诉他，董先生的意思要他多考虑考虑。
他待了足足两个钟头。那是一间普通的会客室，佣人进进出出，还有各种各类的访客。每次佣人给新客倒茶，总是替博雅换一杯，还拿一块热毛巾给他，另一个房间电话响个不停。
四点左右，穿中山装的卫兵进来说，董先生要用自己的车子送他回去。他走出屋子，好像每一个佣人眼睛都看着他。
他回到家，告诉太太他不出去了。她看出他脸上的愁容，但是他不肯说是怎么回事。晚饭时分，他出去打电话给丹妮，后来又改变主意，打到他的旅馆，他在那边是以庄先生的名义登记的。他留话说他最近几天不来住，如果那位小姐来了，就叫她别等啦。
他出去打电话的时候，看到一位糖果小贩坐在他巷口的人行道上。他一走过，那个人就迅速瞥了他一眼。这不是闹街，他觉得在这个时间这件事有点蹊跷。
丹妮整天都在等他例行造访或者打电话来。晚饭后，她再也耐不住了，就到他旅馆去。 “姚先生刚刚来过电话，”小弟说，“他说他这几天不来，叫你不要等他。”
丹妮吓了一跳，他为什么连一个电话也不挂给她？
博雅待在家里，苦思他要如何安排丹妮的问题。他退到三楼太太的房间，太太进来，他就假装看书，但是她看得出来，他心情很沉闷。
丹妮的音容笑貌不断激扰着他，他无法把这些姿态和她的行为连结在一起。
第二天早上他决定去请教叔叔阿非，他十一点到达柏林敦旅社，宝芬出去了，阿非把小孩赶到暗香的房间，博雅就和他讨论这个问题。阿非和博雅是姚家唯一的直系子孙，两个人很谈得来。阿非年届四十，但是看起来很年轻，只是鬓边有几撮早熟的灰发。“你为什么不说实话呢？”阿非说。“如果那位小姐是无辜的，她可以替自己澄清嫌疑。如果她有罪，也不过受到应得的处罚罢了。”
“你不明白。”
阿非看看博雅忧戚的面容。
“我爱上她了。”博雅坦白地说。
阿非笑笑：“那你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要让她离开这儿。董先生很客气，但是我知道有人监视我。”
“信任董先生吧，”阿非说，“他若不能由你口中得到她的消息，他会由别的地方弄到。”
“昨天晚上我们巷子外有一个手推小贩，今天早上还在那儿，还有一辆陌生的车子停在我们家不远的地方。”
“如果她被抓，你的谎言会使你惹上麻烦。”
“只要她离开本市——她一直想去内地——她就不会有麻烦了。”
“你告诉她啦？”
“还没有，我拿不定主意。我自己受监视，自然没办法帮她脱逃。如果她和我在一起被人看见了，只会给她添麻烦。”
“你自己对她看法如何？你相信她替汉奸工作吗？”
博雅停了半晌，相当困惑：“我昨天晚上就是想解开这个疑云。
“她可能是被同居的男人当做掩护了，但是我爱她。别笑我，我是认真的。”
“你不觉得你太轻率吗？”阿非用冷静、商量的态度说。“你也许自以为爱上了她，我觉得她很漂亮、很迷人，我知道你对凯男不满。我是你叔叔，我劝你考虑考虑。如果一般的女子，我不会看得这么严重。但是这位小姐——我了解你对她的心惰——具有可疑的记录——警方、汉奸和除奸团都在找她。你说过，她在北平差一点给我们家惹上麻烦。你何不等一等——进一步认识她——再做决定呢？不知道女眷们知道这件事会怎么说法。你不觉得你陷得太深了吗？”
“但是我必须立刻想办法。”
“你何不打电话给她，叫她自己解释？你不想和汉奸有瓜葛，她刚脱离另一个男人。你若不相信她能对董氏集团澄明清白，你自己又怎么能确定她无辜呢？”
博雅激动地踱来踱去。
“我想她自己能逃掉，愈快愈好。我要跟她说话。”
他拿起话筒，叫她的号码。阿非叫他在电话上别谈太多。
“喂，莲儿！”
“喔，博雅！你吓了我一跳！怎么啦？你找到律师没有？”
“莲儿，听我说，我把那件事给忘了。莲儿……听我说好吗？有件事发生了，你必须尽快离开本市……我不能见你，有人监视我……电话里说不清楚……不，我不能来……”
他听到她哭的声音。“莲儿，别哭……听我说……你必须尽快离开上海……自己打算。”他继续地说，但不知她是否听见，电话无反应。
“在电话上简直没有法和女人说话，”他挂上话筒，“我还是去一趟，我要冒冒险。”
“别去，你们说不定会双双被捕。如果你愿意，写信给她吧！这样比较安全。”
博雅靠在椅背上，懊恼地摇着双臂：“你不懂，叔叔，我要娶她，我发过誓了，现在我竟不能救她出险。”
“我不干涉你谈恋爱，但这是唯一的办法，你若去看她，只会害她。且又有什么好急的？你已决定娶她。”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晓得——我硬是没法思考。”博雅掩住面孔。
于是博雅写了封信给她。
“叔叔，”信件送走后，博雅说，“我能问你一个问题——私人的。”
“什么？”
博雅看着地板：“红玉阿姨死时，你是何等心情？”
阿非的双眼在灰白的鬓角间露出深深伤感的表情，多年来他一直搁在心底这份痛苦。“喔，很难，”他慢慢地说，“尤其在那种情况下，我不明白。我不妨告诉你，她是为我死的，她的丫头说的。”
他停下来，声音沙哑。
“我提起这件事，”做侄儿的说，“因为丹妮对红玉阿姨特感兴趣：她特别说要看，我就带她去看看春明堂的遗像。”
阿非双眼一亮：“那张画还在呀？”
“嗯。”
两个人各自陷入沉思。博雅提到红玉，使他的恋史在叔叔眼中更加亲切了。最后阿非终于说：“丹妮有点教我想起红玉。定下心来等着看吧。”
他们不再提红玉了，宝芬回来，发现两个男人默默相对，仿佛见了鬼一样。
旅馆告诉她说，博雅不会回来了，丹妮回去后总觉得有些事情很奇怪。她整晚胡思乱想，希望能等到电话铃。一晚过去，等待变成强烈的渴望，困惑和怀疑也产生了，她尽量说服自己，也许他正找律师。
她习惯于通宵等同居的人，深知躺在床上幻想男人在别的女人怀抱里的滋味。她简直睡不着，迷糊中睡了一个小时，又醒来听脚步声，在床上翻来覆去，心中充满了渴望。
第二天近午时电话铃响了，她躺在沙发上，马上兴奋地跳起来。博雅在电话中说话含混不清，很难懂。她挂上电话，唯一想到的就是他不肯来看她，女性的直觉告诉她，他正躲开她，她对他的理由不感兴趣；其实他也没说出理由来。然后她慢慢想起几句话来，他叫她尽快离开上海，要她自己打算。他为何不自己来说，是不是前天叫他写誓言，他想抛弃她了？因为这次恋爱对她情深意长，因为她没有保留，甚至愚蠢地期望太多，她感受的疑云就更大了。
玉梅看到她倒在沙发上，泣不成声。
“怎么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