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充实感。直到“五四”以后的中国现代诗坛，中国古代诗人的形象、话语还不时出现在这种“舶来”的白话形式当中。其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是屈原、陶渊明、 李白、杜甫等人。忧时叹世、上下求索者需要借屈原“发言”，独善其身、与世无争者自然以陶渊明“立人”，杜甫的热忱报国、体恤民众以及那张愁云密布的脸面都一再引起中国诗人的共鸣。那么，李白这一历史形象又包涵了什么样的内容呢？我认为是他的豪迈、洒脱，桀傲不驯却又真诚地追求自由、追求自己的理想人格。他的诗心，他的文风，他的生活方式，在沉闷压抑的传统社会中都显出自身的“亮色”来，这对心性高贵、而又缺乏现实操纵能力的中国文人来说，无疑是最好的精神慰藉。李白的狂、李白的醉都包含着对某种强权阶层的戏谑与反抗，理所当然地成为人们泄愤遣闷的安全的渠道。

    但闻一多却把“狂”与“醉”放在了次要的位置，引起诗人兴趣的是李白身上的另外一个东西：孤独。《李白之死》告诉我们，正是这种排遣不掉的孤独，驱使李白神思飞扬但又迷醉于幻想之境而不知返，终于在幻觉中沉江而死。与“孤独”比较起来，“狂”与“醉”不过是派生的情感表现，是诗人试图驱散孤独的努力，这样的立意，当然就有了思想深度的不同，而我还想提醒读者注意：从个人行为的“狂”与“醉”到内心世界的孤独体验，这又不仅仅是一个“深度”的问题，它实质上属于两个时代、两种不同的文化精神的表现。行为方式上的“狂”与“醉”当然也是一定心理情感的表现，也包含着对现存时代、现存文化的某些不满，但是，纵观中国封建社会史，我们可以看到，正如“隐”与“仕”可以成为合乎自然的过渡一样，“狂”与“驯”也可能互相补充、互相变化。对于一个缺乏自我价值感的知识分子而言，“狂”往往是他“未驯”之前巩固奴才地位、提高个人身价的相当矫情的手段罢了！所以说归根结蒂，单纯的行为方式上的“狂”与“醉”依然是封建时代的产物，是传统文化精神的显现。而闻一多则把自己所写的李白定位于“孤独”，则是努力从诗人个人的情感世界入手，寻找他超脱于封建伦常秩序与价值观念、而追求个人理想的形象，这是现代文化精神的呈现。

    当然，也许读者会问：这个悖离封建文化观念、寻找自我价值的李白就符合历史的真实吗？难道说封建时代李白的“醉”与“狂”与他的封建知识分子心态就没有一点关系了吗？我认为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恐怕要留给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了。但是，就闻一多的诗歌创作与我们今天的解读而言，却完全没有必要陷入这类的学术难题中去。闻一多诗歌中的李白仅仅属于闻一多，并且也只有属于闻一多现代心态理解中的李白才是有价值的、独一无二的李白──对于现代诗人闻一多与现代读者而言，古老的李白究竟是个什么形象已经没有了太大的意义，重要的在于，我们可能在李白那里寻找到什么样的自我映射！

    接下来，值得我们思考的就是，现代诗人闻一多的“孤独”体验是什么层面上的？又有什么样的意义？我认为，这一体验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来自个人生活的经历。闻一多为人严谨、耿直，又出身于书香门第，入学清华学校之后，耳闻目睹的尽是****的风气；**僵化的学校管理令人痛心，““学校素来于积极的训善底事毫不注意，就要开除，‘不教民战，是谓弃之’。”（闻一多《痛心的话》）“学校只管天天在科学记分法同实效试验上推敲，于我们的智识同身体，倒都照料得很周到，可是对于我们的精神上的训养，满没有理会。”（《恢复伦理演讲》）而清华学生中的**颓靡。不思进取。那些“旅客式的书虫”亦让闻一多体味着了无知音的寂寞，这些个人生活的经历无疑成了诗人“孤独”感受的来源。此外，我认为闻一多的“孤独”还有一层文化层面上的意义，那就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真诚的崇拜者，闻一多对清华学校里的西方文化气氛产生了深深的隔膜，乃至抵触。在1922年发表的《美国化的清华》一文中，他说：“清华太美国化了！清华不应该美国化，因为所谓美国文化者实不值得我们去领受！美国文化到底是什么？据我个人观察，清华所代表的一点美国化所得的结果是，笼统地讲，物质主义，零碎地数，经济，实验，平庸，肤浅，虚荣，浮躁，奢华……”而“出洋回来以后，也不过戴上几个硕士、博士、经理、工程师底头衔而已；那时这些特色只有变本加厉的美国化呀！够了！够了！物质文明！我怕你了，厌你了，请你离开我罢！东方文明啊！支那底国魂啊！‘盍归乎来’！”在蜂拥而来的西方文化的浪潮中，这位由中国文化启蒙的青年人深感困惑不解，无从适从，因而又体验到了一层文化追求上的“孤独”。诸如此类的个人的与文化的“孤独”感受，时时刻刻盘旋在诗人的心灵深处，使他压抑、气闷、焦躁。终于，在经过了长时间的酝酿之后得以升华。闻一多的“孤独”在中国大诗人李白的“孤独”中得以转化、释放。

    《李白之死》里，诗人从六个方面着力描绘、渲染了这样的“孤独”体验。

    首先是一种“人走茶凉”式的凄凉感。长诗一开篇就描绘了一幅华宴已罢、杯盘狼藉、风流云散的画面：龙烛已残，余火将熄，李白烂醉如泥，睁着朦胧的眼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地扑向烛架，这是何等的百无聊赖之举呢！与先前的满屋辉煌、高朋满座相比较，现在的冷清实在让人凉到脊髓。鲜明的反差倒不折不扣地印证了这样一个道理：所有的欢声笑语、融洽和谐都掩饰不住个人的最深厚的孤独感！甚至于我们可以说，个体精神追求中的孤独感反倒因一些形式上的怡乐之象而愈发显得落落寡欢了。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世上却有不散的孤独。李白借酒浇愁，又有意识呼朋引类，但最终还是无济于事：待到那“鸟兽散”的深夜，留下来的只是更深的伤疼，更深的寂寞。长诗一开篇即描绘了诗人欲挣脱孤独而不得的失败景观，从而为全诗奠定了一个基本的情绪基调──哀婉、凄清、迷离。

    其次是盼望月亮的焦灼感。诗人在孤寂当中又想起了那永远纯净、永远温良、永不背叛自己的月亮，他多么希望能够尽快地见到这位雍容的、沉默不语的朋友呀！但是遥远的天宇上还是黑漆漆的，毫无月亮的影子。诗人焦躁万分：“骄傲的月儿，你怎么还不出来？／你是瞧不起我吗？啊，不错！／你是天上广寒宫里的仙娥，／我呢？不过那戏弄黄土的女娲／散到**里来底一颗尘沙！／啊！不是！谁不知我是太白之精？／我母亲没有在梦里会过长庚？”显然，纯净的月亮已经成了诗人孤寂之中唯一的慰藉，唯一的情感寄托，所以他才是如此执着、又如此的忐忑不安，所以他才会把月亮的出没与世界的清浊与自我地位的尊卑联系在一起，也才会因盼月不得而心绪烦乱，不知如何来自我估价！

    第三是亲近月亮的怨怼感。诗人终于盼到了月亮，它在“几朵铅灰之影”的烘托下，如“一个琥珀盘轻轻浮上”，“于是全世界都浴着伊的晶光。”在最初的一瞬间，诗人迷醉了，但是随即却产生了更强烈的失落感：“哎呀！怎么总是可望而不可即！／月儿呀月儿！难道我不应该爱你？／难道我们永远便是这样隔着？”诗人对月亮的爱已达到一种无以复加的近于颠狂的程度，他不仅仅是想欣赏月亮，而是渴望着将自己的生命与月亮融为一体，这是污浊的生存环境对清纯的个体不断挤兑、压迫的结果。可叹的在于，人既然来到了这个世界，似乎就注定了要与这样的环境粘着在一起，超脱是不可能的，于是乎，诗人才会把这种超脱不得的怨怼转移到月亮身上。

    第四是因超脱不得而引发的对整个人生世事的痛苦的反思。诗人回顾了自己人生历程中的种种挫折、坎坷，他对此这样解释：“我究犯了那条天律？”“把我谪了下来，还不召我回去？”“帝啊！帝啊！我这罪过将永不能赎？／帝呀！我将无期地囚在这痛苦之窟！”诗人把自我的不幸归结为前世的罪孽与天帝的惩罚，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的“原罪”意识。中国式的“原罪”派生了这样两种心理：①此身的种种遭遇与人的任何现实意义的操行无关，也就是说个人的奋斗几乎无济于事，不幸的命运将永远伴随着你。②“原罪”是由脱离个人意志的“前世”所铸定，根本与自我无关，而履行这一惩罚的天帝又是这样的严酷无情。这样，个人的受罚总是充满屈辱的。这些心理都进一步加强了诗人在现世人生的“孤独”体验。

    第五是乘月飞升中的自惭形秽。长时间的对月凝思，诗人的幻觉出现了，他仿佛被月亮的强力摄入太空，“如同一只大鹏浮游于八极之表”，在中国传统的老庄哲学里，乘自然之气，作逍遥之游，此是人生之化境。在这样的境界中，诗人应当满意了吧？但瞬间的轻快过后，诗人的心倒比以前更沉重了：“啊，大胆的我哟，还不自惭形秽，／竟敢现于伊前！──啊！笨愚呀糊涂！──／这时我只觉得头昏眼花，血凝心冱；／我觉得我是污烂的石头一块，／被上界底清道夫抛掷了下来。”如果说，在“原罪”意识的痛楚里，诗人欲作抗诉、欲有挣扎，那么“自惭形秽”的自贬自责则完全失去了抗争的勇气，这是不是说诗人在向污浊的现实妥协、认输呢？当然不是，诗人的惭愧是因为他心中的理想境界过分完美、过分的一尘不染，而出身于污浊社会的他难免不带些浊气，他实在是太爱太爱他的那一片唯一的净土了！从盼月，怨月到怨己，诗人竭力维护着与人间迥乎不同的这么一个温良之乡，以致不惜自我牺牲──当对上是清纯得让人不敢染指的月亮，对下又是污浊得无法落脚的世界，那么诗人的境遇就格外的孤独、格外的富有悲剧性。

    第六是蹈水救月的迷幻。诗人是这样的深爱、护持他的月亮，以致产生了月亮落水的错觉，于是，在丧失了理智的迷幻中，他不顾一切地入水救月，终于力竭而亡。在这里，闻一多有意识地改造了原来的民间传说（“世俗流传太白以捉月骑鲸而终”），赋予了这位潇洒的诗人以潇洒的结局。闻一多的“孤独”体验显然与这样的潇洒不相和谐，他所写出的“李白之死”倒是李白一生孤独寂寞的一个总结：他献身于自己的理想，而这一理想恰恰又是虚幻的假象，月亮永远不会掉入水中，它高高在上，可望而不可及。对于一位真诚的精神探索者而言，这不就是最可悲哀的结果么？

    孤独的李白终于孤独的死了。从以酒浇愁的醉，到盼月望月的怨，到原罪观念中的愤，再到浮游八极的愧，最后是精神痴迷的献身，都是他摆脱孤独、自我挣扎的种种努力。最后，诸种努力皆告失败，他获得的只是最深的孤独感受，最后的死倒也未尝不是一种客观上的解脱，李白“要笑”了。那么，闻一多自己呢？

    这首长诗在艺术上的最显著特征就是对历史氛围的成功营造。我们说过。这首诗本来是“借他人之酒杯，浇心头之块垒”，即是假托历史来抒发现实的体验，闻一多在前序中也告诫读者说“不要当作历史看”。但这并不是说诗歌可以任意填充现实的成分，既然是“史诗”，那么就意味着，它与现实的联系是精神体验上的，而在诗的表层成分（形象、气质、语言等）方面则应当具有必要的历史特征。《李白之死》力避出现现代的术语，又以李白的《月下独酌》为全诗的基本骨架，其中不时穿插众多的历史史实及李白本人的诗句，这样就在整体上成功地营造了一个完整的“李太白时代”的氛围，从而把历史与现实的互相解释放在一个不容挑剔的背景上。

    （李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