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着他们的财物。可是他们已得到了它们。而且悲哀的事实便是在你拥有它们的同时，这些栩栩如生、发光耀眼的东西一两年之后便变得索然寡味。当然，除非人们非常嫉羡你拥有它们，并且博物馆渴望得到它们。然而麦尔维尔家的“财物”尽管很好，但还没有好到那个程度。

    因而这种光辉逐渐黯淡下去，从每件事，从欧洲，从意大利—— “意大利人是可爱的人”——甚至，从阿诺河上的漂亮的房子里黯然失色了。“哎呀，要是我有这房子，我永远不会，甚至不想走出房门！它太可爱，太美了！”当然，那都是曾经听到的话。

    然而瓦莱丽和伊瑞斯马斯走出了房门；他们甚至为了摆脱古老的房屋，冰冷的地板，沉重石壁的沉寂不语及其所代表的死寂的尊严而逃避出去。“你瞧，迪克，我们生活在过去的影子里。”瓦莱丽对她丈夫说。她叫他迪克。

    他们在不屈地坚持。他们不喜欢屈服。他们不喜欢爽快承认他们完蛋了。几年来他们成了“自由自在”的人，过着“充实美好”的生活。而美国，１２年来一直是他们诅咒的地方，是工业实利主义的罪恶之地。

    坦白承认你“完蛋”并不容易。他们讨厌承认想要回去。

    可是终于，极为勉强地，他们决定“为了孩子起见”回去。

    “我们不能忍受离开欧洲。可是彼特是个美国人，所以他最好在年龄还小的时候看看美国。”麦尔维尔一家有着纯粹标准的英国口音和行为举止——只是不时这儿或那儿露出一点意大利人还有法国人的影子。

    他们把欧洲抛在身后，不过他们尽可能多地把它的东西带走。事实上，有几个行李车，都是那些极可爱、不可替代的“财物”。所有的一切一古脑儿到了纽约，理想主义者，孩子，以及随行拉来的大批欧洲物品。瓦莱丽曾梦想有套舒适的房子，这房子也许该在德莱河滨，那儿的房子不像在第五大街那样昂贵，而且在那儿所有这些漂亮可爱的东西会看起来熠熠夺目。她和伊瑞斯马斯四处寻找房子。可是，哎！他们年收入不到３０００美元。他们找到了——反正，每个人都知道他们找到了什么样的房子。两个小房间，还有个小厨房。他们带回的东西，一件都不能打开！

    他们从欧洲啃下来的这堆东西，以一个月５０美元的费用，运进一家货栈托管。他们呆在两个小房间和小厨房里，弄不清他们为什么这样做。

    当然喽，伊瑞斯马斯该去找份工作，这是明明白白，再清楚不过的事，然而他们两人都假装没意识到。可是，自由女神总是威胁着他们：“你们应该去找份工作！”这已成为一种不可思议的模糊的威胁。照他们说来，伊瑞斯马斯是合适的。学院经历对他仍是有用的。在耶鲁大学参加过考试，并在欧洲的日子里始终坚持他的“调查研究”。

    可是他和瓦莱丽两人却不寒而栗。学院经历！学院世界！美国的学院世界！真是雪上加霜！放弃自由，放弃充实美好的生活？永不！永不！伊瑞斯马斯快４０岁了。

    “财物”仍放在货栈里。瓦莱丽去照看一下，一小时花１美元，并且精神极为可怕地痛苦不堪。这些“财物”，可怜的东西，在那货栈里稍显破烂寒酸。

    然而纽约毕竟不是整个美国。还有广袤洁净的西部。所以麦尔维尔夫妇，带着彼特，却没有带那些东西去了西部。他们尝试着过山区俭朴的生活。可是做家务几乎变成了一个恶梦。“财物”看起来都很好，可是，就算很漂亮时，伺弄起来也很难受。得成为丑陋不堪的东西的奴隶，得让炉子有火，做饭，洗碟子，打水，清洗地板：多恐怖肮脏的生活！

    在山区简陋的小屋里，瓦莱丽梦想着佛罗伦萨，失去的房子，还有她的波伦亚柜橱，路易斯·昆茨的桌子，最重要的是她的“查特莱斯”的窗帘，存在纽约——并且每月花费她５０美元。

    一位百万富翁朋友来援助了，提供给他们一座位于加利福尼亚海岸的别墅——加利福尼亚！那是灵魂新生的地方。欣喜万分地，这两个理想主义者再往西迁了点，紧紧抓住新的希望的葡萄支柱。

    而且他们发现自己毫无用处！百万富翁的别墅装备极为完善，也许可说是极如人意、极省力地完善：电子暖气，烹调装置，白色珍珠般瓷釉装饰的厨房，除了人自己把它弄脏外，它纤尘不染。一个小时左右理想主义者便已忙完了家务杂事。他们“自由”了——自由自在地倾听着浩瀚的太平洋拍打着海岸，感觉一种新的精力洋溢在身心间。

    哎呀！太平洋可怕狂暴地锤击着海岸，多么狂暴野蛮的力量啊！而这新的精力，不是惬意地悄悄潜入身心，它似乎只是卑鄙地折磨他们旧有的精力，使你感觉置于最盲乱嘎吱嘎吱作响的蛮力的拳头之下。你感觉到怀有理想主义的心灵从中掏空，取而代之的只有恼怒：唉，这儿不太好。

    大约９个月之后，理想主义者离开了加利福尼亚西部。这成了一次了不起的经历；他们高兴体验过这种经历。可是，终究，西部对他们来说并不是最佳地方，他们清楚这一点。不，那些想要获取新的灵魂的人们最好得到它。而他们呢，瓦莱丽和伊瑞斯马斯·麦尔维尔，宁愿更深地探究旧有的灵魂。无论如何，他们在加利福尼亚海岸并没有感觉到新灵魂的潜入。

    事实上，刚好相反。

    因而，凭借着他们物质资本这根脆弱的支柱，他们回到了马萨诸塞州，并且带了孩子一道拜访了瓦莱丽的父母。外祖父母热情欢迎这男孩——可怜的被流放的孩子——对瓦莱丽相当冷淡，不过实际上对伊瑞斯马斯真正冷淡。有一天，瓦莱丽的母亲明确地对她说，伊瑞斯马斯应该有工作，这样她才能体面地生活。瓦莱丽傲慢地告诉妈妈阿诺河上的漂亮房子，以及保存在纽约的“美妙”的东西，使她忆起她和伊瑞斯马斯过的“奇妙而让人满意”的生活。瓦莱丽的妈妈说，她认为她女儿的生活目前看上去并不是那么美妙：无家可归，有一个４０岁还无所事事的丈夫，一个要受教育的孩子，以及一笔逐渐减少的本金。在她看来，这看上去刚好与美妙相反。让伊瑞斯马斯在大学找份工作吧。

    “什么工作？什么大学？”瓦莱丽插话道。

    “就你父亲的关系和伊瑞斯马斯的资历而言，那可以找得到。”瓦莱丽的妈妈答道。“那样你就能把你所有的宝贝提出来，有一个真正可爱的家，一个每个美国人都乐于拜访的家。像眼下这样的话，你的家俱就会耗尽你的收入，而你们就会像洞里的耗子一样生活着，无处可去。”

    这一席话言之有理。瓦莱丽开始渴望有个装饰了她的“财物”的家。当然喽，她本可以卖掉家俱，换取一笔大数目。可是什么也不能诱使她那么做。不管别的什么消失了——宗教、文化、大陆，还有希望——瓦莱丽永不会与那些“财物”分离，这是她与伊瑞斯马斯怀着极大的热情收集的。她给束缚在这些东西上了。

    可是她和伊瑞斯马斯仍不愿放弃那种自由，那种他们曾非常坚信的充实美妙的生活。伊瑞斯马斯诅咒美国。他不想谋生，他渴望到欧洲。

    把孩子留给瓦莱丽的父母照管，这两个理想主义者再次出发去欧洲。在纽约他们付了两美元，挤出短促而痛苦的一小时望望他们的“财物”。他们坐“学生舱”——也就是说，三等舱旅行。他们的收入现在低于２０００美元，而不是３０００了。并且他们直朝巴黎而去——便宜的巴黎。

    这一次，他们发现欧洲完全令人失望。“我们像狗一样回到让人恶心的地方。”伊瑞斯马斯说，“可是与此同时这恶心的地方已腐烂了。”他发现自己忍受不了欧洲，这折磨着身体的每一根神经；他也恨美国，可美国该死的景色要比这悲惨、尘土飞扬的大陆强得多，而且这块大陆也永不再便宜廉价了。

    瓦莱丽，全副身心记挂着她的财物——她真的渴望把它们从那货栈弄出来，它们现在在那儿已存放了三年，耗掉了２０００美元的费用——她写信给妈妈说如果伊瑞斯马斯在美国能找到合适的工作，他会回来。伊瑞斯马斯，失意之极，处于近似狂怒、精神错乱的状态，只是样子寒酸地在意大利四处转悠，衣袖磨损，强烈地憎恨一切事情。而当得知替他在克利夫兰大学找到一个职位，教授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文学时，他的眼睛变得更亮了，他长而不正常的脸完全失意狂怒地拉得更长，更像耗子。他４０岁了，终于有工作了。

    “我认为你最好接受，亲爱的。你再也不在乎欧洲了。像你所说的一样，它死了，完了。他们提供给我们一栋位于校区内的房子，而且妈妈说里面有地方装我们所有的东西。我认为我们最好打电报说‘接受’。”

    他像只被逼入绝境的耗子怒视着她。几乎能看到耗子的胡子在鼻子尖两侧抽动。

    “我该拍电报吗？”她问。

    “拍吧！”他突然说道。

    于是她出去，拍了电报。

    他变了一个人，更安静，更不烦躁动怒了。卸掉了重负，他缩进了笼子。

    可是当他看着克利夫兰的高炉，像大森林一样，翻滚红的、白的滚烫、瀑布似的喷涌的金属，侏儒似蠕动的人们，听着巨大的势不可挡的噪音时，他对瓦莱丽说：

    “瞧你喜欢的，瓦莱丽，这是现代世界展现的最壮观的东西了。”

    而当他们置身克利夫兰大学学院区的时新的小屋中时，那些愁眉苦脸的欧洲破烂——全都焕然一新地装扮好了——波伦亚的柜橱，威尼斯的书架，拉瓦那主教的椅子，路易斯·昆茨的桌子，“查特莱斯”的窗帘，塞纳的青铜灯，一切看起来精心伺弄着，因而给人印象极为深刻。理想主义者家里间或有些人来拜访，伊瑞斯马斯举止风度极为欧洲化，不过仍热衷于美国人式的炫耀，而瓦莱丽极像贵妇人，除了“我们喜欢美国”之外。然后伊瑞斯马斯用十足耗子的锐利眼睛看着她，说：

    “欧洲的蛋黄酱很不错，不过美国供给上好的龙虾——什么？”

    “任何时候都有！”她心满意足地说。

    他盯着她。他缩在笼子里，可在里面很安全。而她呢，显然，最终是她真实的自我。她已经得到私人财产。然而，他鼻子周围却露出一种纯粹怀疑的态度，一种古怪、阴险、玄虚的神情。不过他喜欢龙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