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认为“现代主义”的小说不是

    “严肃小说”呢？我以为，“现代主义”只是一个时间观念，或一种艺术风格。现代主

    义的作品，也可以有永久的主题。如果没有，它们便会像时装一样，很容易过时，无法

    存在。当各种没有崇高主题的现代主义文学作品过时之后，《轭下》将依然存在，依然

    是保加利亚伟大的文学，因为，保加利亚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是永久存在的。

    您的信，使我有机会对一位保加利亚学者表达我对伐佐夫及其杰作的热爱和钦佩，

    谢谢您。

    附带告诉您，我的译本在一九五二年出版之后，曾收到贵国大使馆的来信，对我的

    工作表示奖励和感谢，大使以为我的这一工作有利于中保两国人民文化交流和友谊。那

    封信是由大使馆文化参赞卡尔维拉诺夫签名的，可惜那封信已在“文化革命”时期失去

    了。

    施蛰存

    一九九○年五月三日

    ［附录：巴佐娃给施蛰存的信］

    敬爱的施蛰存先生：

    我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的保加利亚语专家。我相信巨大的文化事业是不受时间限制的。

    因此，现在请允许我在约四十年之后，向您表示崇高的敬意，您在一九五二年从英文翻

    译出版了最杰出的保加利亚作家伊凡·伐佐夫的小说《轭下》，同时请允许向您提出几

    个问题。

    小说《轭下》在一百年前开创了保加利亚长篇小说传统的先河。单单说这是一次成

    功的开创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部著作直到今天在我国文学中仍是一个未被超越的范例。

    在这部小说里，人们可以看到我国的历史命运和我们民族的性格，读到优美的保加利亚

    语言，窥见伊凡·伐佐夫的人格，他深深意识到作家在人民生活中的作用。

    但是，在一部书的命运中常常有许多未曾预料到的事情。一本书被翻译多少次，就

    又获得多少次生命。它的译者就是原书作者的同箸者。您，中国大翻译家之一，也是这

    些同箸者之一。因此，我们的这部小说在您的国度也当之无愧地“生活着”，这既可以

    从它的多次再版，也可以从您很早以前就对它感兴趣中看出。但是，除此而外，一些纯

    属创作方面的问题，也不能不使我们感到兴趣，这些问题的答案可以向我们说明与这部

    小说在外国，现在是在中国的存在有关的细节。只有您才能回答这些问题。如果这些问

    题使您回到翻译这部作品时的那些令人愉快的瞬间，我将感到荣幸，并将把您的回答介

    绍给保加利亚的文化界。

    您在优秀的英语文学作品的海洋里是怎样发现小说《轭下》的，是有人向您推荐还

    是您自己发现的？您为什么决定把它译给中国读者，您当时相信它会在中国受到欢迎吗？

    这部小说的哪些特点把您吸引住了？您翻译时是否必须查阅关于保加利亚历史和文学的

    其他资料，以便解决一些特殊的问题？一部作品一旦译成某种文字，它就汇入一个新的

    民族的文化之中并以某种方式对这种文化产生影响，您同意这样的想法吗？换句话说，

    如果您同意这种想法，根据您的意见，《轭下》的哪些特点能够使当时的中国人感到亲

    切和容易理解？而今天，在当今的“摩登时代”，根据您的看法，像《轭下》和一切

    “严肃小说”还有存在的余地吗？您在翻译《轭下》的时候还从事别的翻译吗，也就是

    说，《轭下》在您的什么样的创作环境下成为您的注意中心的？

    如果您从您今天的兴趣考虑，认为这些问题不那么重要，我请求您谈谈关于您在翻

    译《轭下》时的一些其他往事，您的这次翻译对我们保加利亚人来说是十分珍贵而亲切

    的。

    我相信回顾一下近四十年前的创作生活对您将是愉快的事情，我希望您在接到此信

    时一定是身体健康和创作精力旺盛的，这也是我们衷心祝愿。等待您的回信。

    此致

    敬礼

    茨维塔娜·巴佐娃－迪米特罗娃

    一九九○年四月十日于北京①    ①此信由苏欣译成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