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佐娃同志：

    杨燕杰教授转来您的信已收到。承您关怀我在四十年前的翻译工作，并惠以赞扬，

    使我很感激。现在，我首先向您致敬，请接受我的谢意。

    我们中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本世纪四十年代，一百年之间，多次受到帝国主

    义的侵略和压迫。民族灾难激发了民族意识，提高了我们的爱国主义觉醒。我的前辈翻

    译家，一向注意于东欧国家的民族革命文学，尽可能介绍给我国的读者。现代伟大的作

    家鲁迅和茅盾，都曾翻译过东欧文学作品。

    我是在这样的文学翻译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在三十年代，我已经通过英文书报，熟

    悉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这些国家的文学史和重要作家。伊凡·伐佐夫的名字，我也

    早已熟悉了。不过，那时候，我没有机会得到他的著作的任何一个英文或法文译本。

    一九四八年，我在上海的旧书店中，得到了《轭下》的英译本，是茅盾先生的藏书，

    在战争中散失出来的。我读了那个译本，立刻决心把它译出来。费了两年时间，才全部

    译完。

    但是，这本书中有许多名词和历史事实，我不知道该怎样译。因此，虽然翻译完毕，

    还不能作为定本。

    一九五一年七月，有北京清华大学的两位保加利亚留学生贾密流先生和祁密珈女士

    到上海来。我有机会去访问他们，向他们请教。他们帮我解决了一些问题，但还有一些

    问题，他们也无法帮助我。

    一九五二年十月，你们的诗人伯列扬诺夫和作家卡拉斯拉沃夫，在北京参加了国庆

    典礼之后，来到上海。我在锦江饭店会见了他们。伯列扬诺夫另有客人，没有和我多谈。

    我在卡拉斯拉沃夫房间里，和他谈了很久。先是他帮助我解决了一些剩余的问题，以后

    我们便谈了中保两国的文学现状和社会问题。他说，在北京时，到郊外农村去看过。他

    觉得中国的农民生活和保加利亚的农民有很多相似之处。他还做手势摹仿北京农民叱牛

    的姿态，他说这和保加利亚农民完全一模一样。那天晚上，我们谈得很有兴趣，虽然是

    通过译员，却像是老朋友了。后来，我听说两位都已故世，我感到非常哀悼。

    我的译本《轭下》在一九五二年四月由上海文化工作出版社印出了初版和再版。经

    过修改后，在一九五四年六月，由北京作家出版社印行了第三版。以后，有二十多年没

    有重樱一九八○年，由樊石、于景斌、陈九瑛、叶明珍四位同志用保文原本校订、补

    译，于一九八二年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印了第四版。这个版本，可以认为是从原文译

    出的了。

    伊凡·伐佐夫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他的《轭下》是一部伟大的小说。凡是一部伟大

    的作品，无论是哪一国的，首先必须具有崇高的思想内容，其次，必须具有动人的艺术

    魅力。《轭下》的思想内容是鼓动人民摆脱土耳其帝国的羁轭，争取民族解放和民族独

    立。这是一部发扬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作品。如果说，爱情是人的文学的永久主题，

    那么，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就是一切被侵略、被压迫民族文学的永久主题。《轭下》非

    但深深地感动了你们的人民，同样也深深地感动了我和我的读者。这里，顺便提一提，

    《轭下》的电影片也在上海放映过，片名是《在压迫下》。这部电影也受到中国人民的

    热烈欢迎。再说，伐佐夫写这部小说，故事的展开，人物性格的塑造，都处理得很好，

    几乎每一章都使人心跳的。这样好的一部文学作品，我怎么能放过不译呢？

    我年轻时学习法文，是为了欣赏法国文学，但我学英文，却没有十分欣赏英国文学。

    我是把英文作为桥梁，用英译本来欣赏东欧文学的。我译过波兰的显克维奇、莱蒙特、

    斯沃瓦茨基，匈牙利的莫里兹、莫尔那。你们的作家我还译过埃林·彼林、卡拉利切夫

    等人的短篇小说。这些东欧作家都是我十分钦佩的。

    您的信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当今的时代，像《轭下》和一切严肃小说还有存

    在的余地吗？”这个问题，使我稍微有些吃惊。您